農場青年受邀合作為海南島“慰安婦”受害者正名

　　陳厚志（左二）作為黎語翻譯陪陳金玉老人（左三）赴日本出庭作證。 照片由陳厚志提供

樂觀的陳厚志。 黃青文 攝

　　紀念抗戰(zhàn)勝利六十五周年特別報道

　　今年是中國抗日戰(zhàn)爭勝利65周年。65年后，那場戰(zhàn)爭巨大的傷口依然裸露著，留在人們心靈上的創(chuàng)傷仍遠遠沒有愈合。

　　1939年2月，日本侵略者踏上海南島，在日軍鐵蹄的踐踏下，淪陷區(qū)幾成人間地獄。在日軍令人發(fā)指的暴行中，“慰安婦”制度是最丑陋、最骯臟、最黑暗的一頁。在這個制度的奴役下，40余萬中國、朝鮮、日本、東南亞和歐美各國的婦女慘遭日軍蹂躪。在海南，也有許多年輕婦女被日軍誘騙、強擄充當“慰安婦”。

　　文\海南日報記者 邵長春 特約記者 黃青文

　　1986年，保亭黎族苗族自治縣加茂農場青年陳厚志，從養(yǎng)母黃阿婆的口中，第一次聽到“日本娘”的故事。當地不明真相的群眾把日軍侵瓊時期“慰安婦”事件受害者稱作“日本娘”，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這些飽經折磨的老人就一直背負著這樣的污名，屈辱地活著。而陳厚志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十年后的命運會和這些“日本娘”緊緊連在一起。

　　結識引路人

　　讓陳厚志和“慰安婦”受害者結緣的是一個叫張應勇的老人。張應勇是保亭政協文史辦工作人員，1996年，當時他正進行一項調查保亭當地抗日戰(zhàn)爭英雄人物的工作。工作之余，愛好文學的他寫了篇小說發(fā)表在《保亭文史》上，故事的原型就是當地廣為流傳的“日本娘”。

　　沒想到這篇發(fā)表在內部交流讀物上的文學作品，引起了一位日本留學生的注意。他不僅請張應勇帶他去見故事中的原型，還向這些老人下跪，送上慰問金。這些被稱作“日本娘”的老人背后究竟有著什么樣的往事，張應勇決心要搞個明白，還原歷史真相。

　　但這項工作卻絕非易事，張應勇長于文字，對攝影并不熟悉；而黎族分幾大方言區(qū)，有的方言他聽不懂，給調查工作帶來重重困難。況且這一年他已經57歲了，身體并不太好。

　　或許是命運的安排，一次偶然的機會，張應勇結識了陳厚志。當時張應勇的相機突然失靈，愛好攝影的陳厚志熱心幫他修理。事后，張應勇還托人側面打聽了陳厚志的為人，知道他是個熱心人，經常幫助孤寡老人和失學兒童。

　　不久，張應勇就將陳厚志邀請到自己家里，一邊喝酒一邊問他愿不愿意和自己一起調查。陳厚志至今還清楚地記得，當時張應勇面色凝重地對他說：“這種事從來沒人碰過，又牽扯到歷史問題，如果不愿意做也不勉強�！钡�陳厚志沒有猶豫，立即答應了，從此開始了兩人合作為海南島“慰安婦”受害者正名之路。

　　艱難的調查之路

　　張應勇當時主要負責南林鄉(xiāng)等杞方言區(qū)的調查，陳厚志則主要在賽方言區(qū)，張應勇負責調查和文字整理，陳厚志則幫忙拍照片和做翻譯工作，這一老一少協作配合，開始了漫長的調查取證之路。

　　這些受害者多數住在偏僻鄉(xiāng)村，有的更是離群索居。要找到她們已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況受害者都不愿回憶當年的慘痛經歷。于是，他們一次次登門，用誠意和耐心感動老人，終于，越來越多的受害者勇敢地站出來,控訴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陳厚志告訴記者，當年日本人在保亭等地建有兵站，強拉當地人修橋補路，有多少農家女被搶進兵站，具體數字已很難統計。但據他這些年的調查，僅在保亭加茂地區(qū)，至少有55人被日軍強迫做過“慰安婦”，這55人都是有名有姓的，其中25人在調查時還健在，但只有5個人愿意站出來講述自己當年的遭遇。

　　在參與調查前，陳厚志在當地只是個默默無名的人，隨著取證工作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人熟悉他，有時走在路上，陳厚志會被陌生的老阿婆拉到僻靜處，哭著告訴他，“阿婆當年也是被鬼子拉進兵站受盡侮辱的人啊！”但哭訴過后，老人總不免要加上一句，你知道就好了，不要再和任何人說。

　　陳厚志也一直遵守著自己的諾言。他說，盡管有點可惜，但是他到死也不會透露這些人的名字。

　　此后，這些調查取證的資料和照片被整理出來，正是通過這些資料，讓人們最早了解到了中國海南島“慰安婦”事件受害者，廣大社會開始關注這個特殊的群體�！叭毡灸铩钡奈勖�才從她們頭上洗去。

　　而張應勇當年的那篇小說，也引起了遠在上海的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教授的注意，這位中國“慰安婦”研究權威學者曾親自到海南來調查和看望受害者。

　　2003年，陳厚志應邀到上海參加研討會，蘇智良教授握著他的手說：“像你這樣長期關注‘慰安婦’事件受害者的志愿者真是難能可貴！”，并代表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授予他特約調查員證書。

　　赴日討公道

　　1997年，“慰安婦”事件有了新的轉機，以北京的康健律師為代表的中日律師團來瓊就海南“慰安婦”問題調查取證。張應勇和陳厚志義務協助中日律師調查取證，希望將來通過訴訟的方式，幫受害者們討回公道。與此同時，來自國內外的各種民間組織、慈善團體、學者、記者也都更多地關注起海南“慰安婦”受害者。

　　2001年7月，黃有良、陳亞扁等8名中國海南島“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公開道歉，并給予相應賠償。從此開始了長達8年多的漫長訴訟之路。期間，有兩位受害幸存者離世，而為海南“慰安婦”事件受害者耗盡心血的張應勇也于2005年辭世。

　　2008年12月，陳厚志作為黎語翻譯，陪同受害者———82歲高齡的黎族老人陳金玉前往日本東京，代表原告參加海南“慰安婦”事件受害者一案二審的第二次開庭。

　　陳厚志說，在庭審現場，陳金玉老人回憶起只有14歲的她，被3個日本兵追到家中當著父母親人的面輪番侮辱時，泣不成聲，情緒完全失控，老人用黎語哭喊：“我恨死日本人，是你們毀了我的一生！”

　　當陳厚志和日本翻譯把這句話翻譯給在場的人后，包括法官在內的所有人都沉默不語，有的人流下了淚水，一位日本老婦人上前為陳阿婆按摩。整整10分鐘，法庭里異常安靜，只有陳金玉老人撕心裂肺的哭聲在回蕩。

　　但這場長達8年多的訴訟，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東京高等法院在終審判決中盡管認定了侵華日軍二戰(zhàn)期間在海南島綁架、監(jiān)禁和強暴婦女的事實，承認日軍暴行對受害“慰安婦”造成了精神疾患，其損害直到現在還在持續(xù)。但以中國政府在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中放棄了索賠權為由，認為受害人的個人索賠權也因此喪失，裁定原告敗訴。

　　消息傳到中國后，外交部發(fā)言人秦剛說，日本法院單方面作出任何解釋，都是非法的、無效的。強征“慰安婦”是日本軍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對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被侵略國家人民犯下的嚴重罪行，也是人類歷史上嚴重的人道主義罪行，至今仍對受害者身心造成難以忍受的傷害。日方應拿出應有的道義感和責任感，盡快妥善處理，還受害者一個公道。

　　而對于陳厚志和海南“慰安婦”事件受害者們來說，官司不會就此完結，即使老人們不在了，她們的后代也將繼續(xù)這場訴訟，通過各種渠道向日本政府討還公道。

　　讓她們感受多些溫暖

　　多數海南島“慰安婦”事件受害者的晚景都是非常凄涼的，因為年輕時受到的非人虐待，造成了她們肉體和精神的終生傷痛，她們中很多人都喪失了生育能力，長期在人們的誤解和白眼中生活。有的即使成家生子，家庭條件也非常拮據，很多老人百病纏身。

　　受害者之一的林亞金老人，每天去市場買菜，都要經過當年日本兵營所在的地方。盡管事情已過去60多年，但很多受害者夜里還時常會被噩夢驚醒，有的老人見到電視里出現日本兵的形象，就會抖作一團。

　　近幾年來，除非是老人們急需幫助，陳厚志很少讓外界打擾她們，他不想讓老人們再一遍遍揭開自己的傷口。十幾年來，陳厚志積累了大量“慰安婦”事件受害者的資料，他希望有一天可以在全國各地乃至海外展出，讓更多人了解這段歷史。但他也強調，只有等老人們都不在了，他才會把這些資料公布出來。

　　而有時候，陳厚志卻不得不為了老人主動向媒體求助。就在記者采訪的這幾天，陳厚志一直為受害者之一的譚亞棟四處奔走，請求援助。最初起訴日本政府的八名受害者中，已有兩人過世，健在的6人中，86歲的譚亞棟是年紀最大的一位。如今她病入膏肓，卻無錢醫(yī)治。

　　最終，譚亞棟老人收到了來自海內外愛心人士的16000多元捐款，這令陳厚志感到很欣慰。他告訴記者，這么多年來，如果沒有好心人幫忙，他是無法撐到今天的。

　　陳厚志說，這些老人非常可憐，一生漫長的歲月都是在痛苦中度過的。如今，他只希望盡力讓這些老人晚年過得好一些，在人生的最后歲月多得到一些溫暖。

　　采訪中，陳厚志很少談到自己的生活和家庭。海南日報記者到過他的家，那是個普普通通的農家，陳厚志有一兒一女，如今都已長大成人在外工作，妻子是個樸實的農家婦女，對自己丈夫的事業(yè)大力支持。陳家每月只有幾百元的收入，但靠著種地和紡織，倒也自給自足。

　　除了當海南“慰安婦”志愿者，熱心的陳厚志經常幫助家鄉(xiāng)貧窮的孩子義務聯系工作，至今他還保持對攝影的熱愛，還有對黎族文化的興趣。陳厚志天性樂觀，他說自己多數時間不是和孩子在一起，就是和老人在一起，他會把從孩子那里感受到的快樂帶給老人，也從老人那里學到很多人生的東西。

　　如今，47歲的陳厚志已近知天命的年紀，他為海南“慰安婦”事件受害者當志愿者也已有15個年頭。這些年來，他送走了一個又一個海南“慰安婦”事件受害者，這些老人去世時都心有不甘，因為正義還未得到伸張。

　　陳厚志說，他相信這一天總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