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生人,姜昆是新中國后長大的第一代人,生在紅旗下,歷盡上山下鄉(xiāng)、文革波動,直到改革開放的風起云涌,他成為中國大陸上世紀末“電視熱”中最紅的明星之一�？梢哉f,姜昆成就于近30年的大時代里,他身上具備時代成就他的種種基因,如勤奮、聰明、敢想敢干等種種氣質。對于歲月和時代,或許姜昆想說的很多,話與事、情和理都堆積在胸,但一向樂于幽默的他習慣了輕描淡寫地講述———

　　1知青返城

　　“我沒有錯失命運和時代的轉機”

　　【對于知青歲月,曲折、埋怨、挫折都會有,但現(xiàn)在看起來就是“青春無悔”,畢竟那個歲月讓我們獲得了鍛打。】

　　記者:許多人覺得您成名的經歷似乎“一步登天”,文革結束后的短短幾年,您是怎樣一下子從下鄉(xiāng)知青成為全國曲協(xié)副主席?

　　姜昆:對于這段命運的起伏和變換,現(xiàn)在想起來,覺得這就是冥冥之中的一種命運安排。當然,前提是自己必須一直沒有放棄這方面的積累。但如果我一輩子碰不上馬季,就不可能有后來的姜昆。

　　1976年,我從新疆北大荒兵團調回來,萬萬沒想到短短5年后,我就當上了曲協(xié)副主席。1985年,當時曲協(xié)主席陶鈍和副主席侯寶林老師,因年事已高提出退出曲協(xié)領導職務。而馬季老師,又因為種種原因沒能進入曲協(xié)理事會,而無緣選舉。后來,曲協(xié)領導緊急連夜找我,我當時還蒙頭在家睡大覺呢。曲協(xié)的工作人員們往我家里打電話,打了一個小時也打不進來,那段時間我正忙于演出,為了保證休息,我跟家人就用棉大衣把電話機包起來了,哈哈!最后害得他們直接開車找到了我家……那天晚上的事,現(xiàn)在想起來也還覺得傳奇。

　　記者:文革結束到改革開放,時代的變動成就了人。陳丹青也跟您有同感,他說自己文革結束后的那幾年,從一個農民(下鄉(xiāng)知青)一下子成了大學生,想都不敢想。

　　姜昆:對于知青歲月,現(xiàn)在我們這代人已經有了比較正確的看法。畢竟那是一個時代,曲折、埋怨、挫折都會有,甚至某些人會對個人命運也有抱怨,但現(xiàn)在看起來就是“青春無悔”,畢竟那個歲月讓我們獲得了鍛打。也許這樣的鍛打,下輩子我們不會再選擇了,但畢竟那段歲月已經構成我們生命的一部分了。

　　在北大荒8年多時間,我一直沒有放棄過文藝理想,除了白天勞作,每天晚上我要根據(jù)白天看到、聽到的東西為宣傳隊創(chuàng)作節(jié)目。有時候,白天干一天活,晚上我們要步行到幾十里以外甚至更遠的地方,然后起碼演上3個小時。并且這3個小時的節(jié)目里,我起碼要獨占一個半小時以上,每次從臺上下來,都是一身透汗,最后媽媽給我縫的白的確良小褂子,都給讓汗?jié)a黃了。

　　1973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跟幾個戰(zhàn)友在兵團俱樂部看了中央廣播文工團郝愛民、李文華說的相聲。我當時被滿場那股熱烈氣氛給驚呆了,當時就暗下決心以后要往相聲方面發(fā)展。大概3年后,我演的相聲《林海紅鷹》代表黑龍江代表隊到北京參加了全國曲藝調演。就是在那次演出中,馬季一眼就看中了我。為了調我回北京,馬季老師親自來到了黑龍江,上上下下費盡了周折,因為當時兵團領導也不愿意放我走。從哈爾濱到佳木斯,馬季和唐杰忠的演出特別費勁兒,幾乎是走到哪兒演到哪兒。事后,馬季老師還對我說:“小姜,為了你這么個人,我和老唐的嗓子在兵團里都演‘橫’啦!”后來,兵團領導才終于肯放人讓我回城。那時候,我差一個月滿26周歲。

　　2一鳴驚人

　　“別人不敢講的,我敢”

　　【現(xiàn)在想起來,我們是步著時代的脈搏,選擇了準確的文化符號,有了濃厚的生活氣息,所以在人們的心中產生了共鳴,因為相聲表達出來的一個又一個的場景跟他們的生活完全重合了,也許就是這樣的時代洪流成就了姜昆�！�

　　記者:回到北京的一年多以后,你很快就出名了,這是怎么做到的?

　　姜昆:在相聲創(chuàng)作里,我創(chuàng)造了許多“第一”:我是第一個在粉碎四人幫后在舞臺上寫愛情的作品,就是我的《迎春花開》,有一種說法是我的《迎春花開》和劉心武的小說《班主任》一樣,突破了文藝方面的禁區(qū),獲得了強烈反響；我跟李文華老師合作的《如此照相》被視為文革后相聲界第一個針砭文革的作品,當時四人幫剛垮臺還有爭議,我是第一個批評形式主義,背毛主席的老三篇,許多人當時不敢把領袖的名字提出來,但我也是第一個做到了；我是第一個把東北話用在我們相聲之中,在《我與乘客》當中,我用在北大荒學到的東北話說“豬肉燉粉條子可勁兒造”,然后批判北京的服務不好,說“你算啥啊你啊,你就是高山點燈那一疙瘩亮!被窩里伸腳丫子,你算第幾把手?你都會什么呀你?你就會給北京銀(人)丟臉!不嫌嗑塵!”

　　記者:翻看您早期走紅的那些相聲集子,感觸特別強烈,濃縮了80年代的生活片斷很多場景。

　　姜昆:可能是文藝創(chuàng)作被禁錮、壓抑了十年的緣故,文革后的相聲突然以那種零距離接近生活的面目出現(xiàn)時,自然很容易讓觀眾產生共鳴。比如,當時我有不少相聲都描寫婚姻愛情生活的,夫妻間打情罵俏、柴米油鹽這些瑣事,以前在文革的相聲是不能說的,而老百姓第一次聽到我們講的生活,和他們的生活場景重疊了,當然就產生了共鳴。

　　現(xiàn)在一想,實際上我百十多段相聲,因為每一段都印記著生活,幾乎就把80年代、90年代中國社會進程里那些大眾生活的社會符號,都記錄在相聲里了。

　　1979年我和李文華老師一起創(chuàng)作的相聲《如此要求》,諷刺了當時社會上結婚送彩禮跟風的情況,結婚時候要:一套家具帶沙發(fā)、二老負責看娃娃、三轉一響加彩色,四季衣服皮加紗……創(chuàng)造了“三轉一響”這樣的流行詞,“三轉”就是指手表、自行車和縫紉機,一響是“咔嚓咔嚓”的照相機,這些現(xiàn)在是人們看不上的東西,當時被人們視為奢侈品�！叭�轉一響”經過我們這么一說,就成了當時的流行詞,還有什么“48條腿”,沙發(fā)+桌子+雙人床,一共必須48條腿,哈哈!這些都被大家記住了,而當時的生活狀態(tài)也非常有趣兒地被記錄在這些段子里了。

　　我還寫了《詩歌與愛情》,這個段子一開場我就唱“九九那個艷陽,天來呦”,要知道那個時候這首歌是不能唱的,在文革里電影《柳堡的故事》被列為大毒草。當時其實很多人都懷念這首歌,可是沒人敢唱,后來我不怕。當年許多人在粉碎“四人幫”后,第一次在廣播里聽到我在相聲里唱這首歌,感受特別親切。

　　記者:您提到1979年,那一年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一個很重要標志是對“文革”中被禁錮的文化產品的解放。光說電影,從1978年到1979年解禁重新上映的電影多達600部。您是不是非常迅速地就抓住了這個機會?

　　姜昆:政治逐漸從人們生活中淡出,80年代初我寫了一批針砭時弊的作品。

　　80年代,我有一個相聲《著急》,諷刺了一個人總著急的浮躁狀態(tài)。當時《著急》里所有的生活基本上也就是我所有的生活。比方說,當時我給我還讀小學的女兒輔導算數(shù)的時候,我實在搞不懂這樣一種題:一個大水池,一個龍頭放水、一個龍頭出水,問幾個小時能把水池子灌滿了。作為相聲里我就開始邊著急邊調侃,一邊放水一邊灌水,哈哈,這不是浪費水嗎?這些片斷都引得人們哄堂大笑。因為,這也是對我們當時這個年紀的人有同感的。

　　可以這么說,我寫的相聲基本上扣緊了時代。當時80年代初就好像一個文藝復興的年代,非常開放的文藝思潮,而文化的崛起也代表了社會的崛起,我們自己置身這個潮流當中,但是我就覺得我們的相聲應當走在時代的前邊。那個時候和現(xiàn)在不同,那個時候如果一個相聲好,人們會說:你說出了人們想說但是不敢說的話,或者是說出了還沒有想到的那些話,

　　所以說,當時我們還是趕上了一個好時候。現(xiàn)在想起來,我們是步著時代的脈搏,選擇了準確的文化符號,有了濃厚的生活氣息,所以在人們的心中產生了共鳴,因為相聲表達出來的一個又一個的場景跟他們的生活完全重合了,也許就是這樣的時代洪流成就了姜昆。

　　3功成名就

　　“春晚,我是始作俑者”

　　我們當時想的是文革以后相聲那么火,就是因為老百姓太需要“樂”。所以春晚的節(jié)目,也別講太多政治化的詞,我們不需要這方面的節(jié)目,讓大家笑好了,節(jié)目就成功了。在馬季老師和我的慫恿下,王景愚才樂不可支地演了《吃雞》,并成為家喻戶曉的好節(jié)目。

　　記者:80年代后電視逐步進入百姓家庭,“相聲+電視”締造了又一批大眾耳熟能詳?shù)碾娨暶餍?您成為其中的紅星,成功原因是什么?

　　姜昆:我跟李文華老師合作的時候,寫過一個相聲《船與�！�,我建議演唱一段《軍港之夜》,這首歌當時特流行,但李文華老師不熟悉(就好像我現(xiàn)在不懂周杰倫的《雙截棍》一樣),一直在那里搖頭。其實我當時已經把這段歌詞改了:“軍港的夜呀,靜悄悄。水兵水兵,快點睡覺。鋪好被窩,放好枕頭。脫下鞋帽,不要亂吵。”結果演出的時候,觀眾們是捧腹大笑。演完后回到后臺,李文華老師就對我不住地感慨:“這就是時代啊!”

　　李文華老師后來說,有些橋段不是包袱,但一經我的口說出來,觀眾也會笑,開始他還納悶“為什么”,后來漸漸明白了,他說我主要占住了一個“新”字,說我的思維、言談、舉止,都和當時的時代緊緊合拍,所以觀眾就是喜歡看。

　　記者:李文華之后,80年代您跟梁左的合作被傳為佳話,被譽為是相聲里的又一個高峰,甚至有人拿來與“老舍+侯寶林”的搭檔相比。王蒙曾說,您跟梁左合作的相聲,多了些生活氣息,多了些耐人尋味的“味兒”,更加“文學”了一些……

　　姜昆:對!與梁左老師合作的那一段時間,把我們的相聲在文學性上推進了一大步。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中國社會那段紛繁萬象的社會,在某種角度上以一種戲謔的方式呈現(xiàn)在我的相聲里,這很大程度上來源于梁左對社會的觀察、對語言的運用,到現(xiàn)在為止我認為相聲界也沒有人能夠比得過。梁左在骨子里有一種幽默感,這種幽默感就叫戲謔人生,他使相聲在往“俗”的方向發(fā)展之外,發(fā)展出更加深刻和文學性的東西。

　　比如,梁左在一段相聲中有這樣一句話“自從黨中央號召穿衣服以來,兄弟我就制了一身……”梁左認為,80年代末、90年代初,號召穿西服這件事黨中央不應當帶頭去說這個事情,但是人們那個時候什么都要有黨的號召才可以興起來。所以這么小小的一句話里,就蘊含著很深刻的社會背景和獨特的諷刺力。

　　我跟梁左的《虎口遐想》、《特大新聞》、《小偷公司》等一批相聲,當時都廣為流傳。《虎口遐想》里的主人公個頭小,才一米六五,“人家說我是二等殘廢”這就成了當時的一句流行語；《特大新聞》說的是一條關于“天安門廣場要改農貿市場”的小道消息,這個段子提到革命博物館舉行新潮家具展銷,并非完全杜撰,一個小小的相聲段子還諷刺了物價問題、重復收稅問題,掉鞋后跟兒的質量問題等等,王蒙老師還特意分析了這段相聲,他說“這個段子多少反映了商品經濟大潮沖擊下思想的活躍、躁動與混亂,反映了一種興奮而又惶惑不安、失了法度的心理”……

　　在與梁左的結合中,一方面他如魚得水,他在相聲的領域里學了很多幽默的東西,為他寫《我愛我家》打下了堅實基礎；另一方面,對于我們相聲來說也是一個難得的機遇,畢竟比較深刻的文化人愿意和相聲這門俗藝術結合,這是非常缺乏的。我最近還在寫一篇論文《梁左的出現(xiàn)、故去對相聲意味著什么?》,我覺得直到今天,這都需要相聲界好好總結。

　　記者:80、90年代的電視熱之中,不能不提到的就是央視春晚,我數(shù)了一下春晚歷年的節(jié)目單,從1983年至今的26屆春晚中,您參加了差不多20屆,幾乎成為春晚的一個符號。

　　姜昆:可以說,我是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的始作俑者,因為我是最早的編創(chuàng)人員之一。春晚起步的那幾年,編導是我,曲藝、相聲,還有主持、串詞的部分我都參與了。

　　1982年之前,中央電視臺每年也搞春節(jié)晚會,但只是一般性的聯(lián)歡,名不見經傳。1983年,中央電視臺春晚劇組剛“上馬”的導演黃一鶴躊躇滿志,很清楚地記得他說:“我要把全國第一流的演員和節(jié)目,全集中在我這個晚會里!”他當時就提出要像直播足球一樣直播比賽,提出來讓我進入創(chuàng)作組,并擔任主持。

　　主意一出來,我們就聽到一個部級高級領導的意見說:“怎么能讓姜昆這種人主持?說相聲還行,主持太貧了�！卑腰S一鶴嚇了一大跳,最后我們審查節(jié)目就干脆不找他們,少驚動這些領導們,前幾屆的春晚基本上保持了那種非常開放的風格,基本上集思廣益能者上。

　　比如第一屆春晚,王景愚老師遲遲不愿意亮出自己的絕活啞劇《吃雞》,他覺得這樣的節(jié)目上春晚有點“胡鬧、庸俗”,后來馬季老師和我們幾個編創(chuàng)人員一起討論時,基本上定下了春晚的調子是“歡樂,向上”,我們當時想的是文革以后相聲那么火,就是因為老百姓太需要“樂”。所以春晚的節(jié)目,也別講太多政治化的詞,我們不需要這方面的節(jié)目,讓大家笑好了,節(jié)目就成功了。在馬季老師和我的慫恿下,王景愚才樂不可支地演了《吃雞》,并成為家喻戶曉的名段子。

　　記者:好像當時包括李谷一的《鄉(xiāng)戀》,陳佩斯、朱時茂的《吃面條》,都是在你們幾個編創(chuàng)人員的支持下才紅的。

　　姜昆:1983年的李谷一,正是紅極一時的大腕兒。當時她的歌曲《鄉(xiāng)戀》卻引發(fā)了爭議,“你的身影,你的笑容……”有人說曲子纏綿悱惻摻雜著不健康元素,一時間舞臺廣播電視臺都不出現(xiàn)這首歌。但是導演組最后還是頂住了壓力,讓李谷一在春晚唱了這首歌,最終讓這首歌紅遍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