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盞聚光燈下跑開,隱匿得不知去向,然后出現(xiàn)在另一盞聚光燈下。20多年來收收放放取取舍舍,不太安分的馬未都總能闖蕩出一些名堂。
先是1981年在《中國青年報》上以一個整版的篇幅發(fā)表小說《今夜月兒圓》,兩個月后,他從工廠調入《青年文學》編輯部,從此,文學界多了一個筆名“瘦馬”的青年才。粩(shù)年后,他卻主動離開吃香的崗位,“瘦馬”銷聲匿跡;上個世紀90年代初,隨著電視連續(xù)劇《編輯部的故事》的熱播,馬未都作為編劇之一再次進入公眾視線,之后趁熱打鐵,又推出了《海馬歌舞廳》;此時,影視風生水起,觀眾有理由相信馬未都將繼續(xù)帶來新作,而他卻第二次玩起了“失蹤”;直到1996年末新中國首家私人博物館“觀復古典藝術博物館”成立,大家才發(fā)現(xiàn)馬未都竟然是這家博物館的主人;2004年,博物館搬遷至北京東五環(huán)外的大山子,更名“觀復博物館”,開風氣之先首次引入了博物館董事會制度;去年年初,馬未都又來到央視《百家講壇》說收藏,他一語驚人,將“床前明月光”中的“床”解釋成“胡床”,也就是“馬扎”,類似的新解引來褒貶不一的聲音,而他本人也像于丹、易中天一樣,在褒貶聲中成為帶有時尚色彩的學術新星,他的鐵桿粉絲們自稱“永遠的馬扎”。
他感嘆擁有這樣一份人生履歷,“我覺得我特別幸運”。今天,他的故事正以每天滾動很多次的頻率被央視短片“30年百姓記憶”講述著。其中,關于他和文物的緣分,在短片里不過是幾秒鐘的時長,卻貫穿著他的生命,在沉沉浮浮的時代變遷和林林總總的人生選擇中沒有放棄,而是化作依戀和歸宿。
“觀復”二字,引自老子《道德經》中的“萬物并作,吾以觀復”,意為“萬物同時在生長,我看著你們輪回”。馬未都將博物館定名“觀復”,即包含對文物一遍遍觀看的喜愛之情,更有一種跳脫物化生命的若有所悟。他希望來他博物館的每一位客人,都能與館內藏品進行穿越時空的對話,從而在快節(jié)奏的現(xiàn)代生活中覓得一份寧靜。
馬未都很享受這樣的寧靜:子夜時分,喧囂盡散,青燈暖茶,書籍相伴。自2008年1月9日在新浪開博客以來,他雷打不動每天寫一篇,堅持至今已有350余篇。這些博客文章大都是千字以內的小品文,談天說地,評古論今,文風輕松,卻又能巧妙地表達哲思。
當然,你還可以從博客中看到主人的行蹤。他幾乎很少呆在北京,而是常在異地,或講課或簽售圖書或參加拍賣會,步履匆匆!皩庫o”于他而言,并非生活常態(tài),更像是一種追求,是刻意擠出時間為自己營造的氣氛。
從博客里,我知道他數(shù)天來輾轉杭州、廈門、日本。他從日本飛回北京的第二天,也就是2008年12月15日,我應主人之邀,走進了“觀復博物館”。
午后的陽光穿過落地長窗,投射在他的臉上。53歲的他頭發(fā)灰白,小眼睛在陽光中瞇縫著,這正好是用于回憶的最溫暖的神態(tài)。我聽著他和文物之間的緣分,聽出了欣慰,聽出了抱負,但沒有聽出得意。
這時候,“觀復博物館”里數(shù)千件文物正靜靜地陳列著,是一種鉛華洗盡之后的沉淀。而馬未都對文物那種深沉的親近,應該也是經過沉淀的吧。
收藏文化的大眾化
古語道:盛世藏古董。盡管盛世的標準不一,但不外乎國泰民安、文化繁盛、百姓生活相對富足。歷史上的盛世有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當然也包括諸如北宋宋徽宗時期這類“小盛世”,有《清明上河圖》對當時社會生活的畫像為證。
收藏熱大體形成于盛世。目前流行的“從古到今共有五次收藏高峰”的說法就是由馬未都總結的:第一次在北宋,最明顯的標志是《宣和畫譜》、《金石錄》等專業(yè)書籍集中問世;第二次在晚明時期,史書記載嘉靖萬歷年間皇帝不朝,政治黑暗,其實當時的社會還有另一側面,那就是經濟富足,文化繁榮,《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金瓶梅》等相繼發(fā)行;第三次在康乾盛世,這是中國歷史上時間最長的一段盛世,長達100年;第四次在晚清到民國初年,這和前面幾次不同,主要是外需加大,內需縮小,西方人開始了大肆掠奪;第五次的形成以1993年“嘉德”成立為標志,一直延續(xù)至今,收藏者之眾、規(guī)模之大、領域之廣超過了以往任何一次收藏高峰。
據(jù)中國國際收藏協(xié)會統(tǒng)計,國內藝術品拍賣成交額從1993年的數(shù)千萬元拉升至2007年的219億元,全國的古玩市場達到60余個,收藏者人數(shù)增至7000萬。過去只有富賈權貴才能玩得起的文物收藏,逐漸成為大眾的共同愛好。其熱效應甚至輻射到文物以外的領域,比如服飾的復古、偶像歌手周杰倫的《青花瓷》一歌的傳唱。
對“大眾收藏”之說,馬未都持保留看法。他最近剛去深圳講了一堂關于文物的課,來聽課的,只有5%的人從事收藏,其余的只是對收藏背后強大的文化感興趣。嚴格地說,“大眾收藏”指的是收藏文化的大眾化,而并不是收藏投資的大眾化,絕大部分人的經濟實力決定了他是買不起重要文物的,換句話說,他對投資不感興趣。
而收藏文化則并不會嚴格受到經濟實力的禁錮。歷史上,收藏文化之所以只被士大夫階層獨享,一是因為收藏的私密性,二是因為人和人之間不平等,普通老百姓沒有受教育權,他們和精英文化是絕緣的。如今,科教的普及以及商業(yè)社會中信息傳遞的便利,使農村的一個老太太也知道古舊物品值錢。各種收藏知識和市場行情撲面而來,“掃盲”的同時,也極大刺激了欲望,以至一些人把投資收藏看作是暴富的有效捷徑,而贗品恰恰迎合了貪婪、投機的心理,大行其道。目前,“觀復博物館”每周設有一個面向社會的鑒定日,老百姓捧著“寶貝們”前來,卻得到了馬未都殘酷的裁定,十件里面都不見得有一件真品。
對于近來受金融危機影響而導致藝術品拍賣頻頻流拍的現(xiàn)象,馬未都不認為這是“收藏熱”消退的信號,相反,支撐收藏市場的收藏心理需要冷靜才會更加成熟,進而推動收藏市場健康發(fā)展。馬未都將文物分為兩類:“在途”和“在庫”。所謂“在庫”至少是一代人不賣,類似存入庫房;“在途”是指一直在流轉途中。西方收藏界,“在庫”的占90%,“在途”的占10%;中國收藏界,“在庫”的只有1%,“在途”的卻高達99%,從中折射出了文物收藏者急功近利的心態(tài),這容易使市場出現(xiàn)“蛤蟆效應”,有人跳水的時候,大家跟著一起跳下去。
人們對收藏態(tài)度不一,有的為樂趣,有的為投資,有的為炫耀。馬未都在《百家講壇》舉例時,盡量只說文物不提金錢,“我希望把大家的注意力從金錢轉移到文化上,錢帶來的快樂往往只是一瞬間,文化卻能怡情悅性,帶來長久的滿足!北热纾v到中國人生活中最常見的“椅”和“凳”的由來和區(qū)別:“椅”帶有靠背,現(xiàn)在說的“倚靠”,就是從“椅靠”演變而來;“凳”的本意是“蹬”,最早并不是用來坐而是用來踩,比如上馬凳,后來才演化為臨時的坐具——凳。正因為是臨時坐具,凳的等級就比椅的等級低,當家里來了重要的客人,一定要讓客人坐椅子,而不是坐凳子,這里面體現(xiàn)了我們民族的禮儀文化與倫理秩序。
僅僅憑借《百家講壇》這一平臺就想把大家從關注金錢變?yōu)殛P注文化,這顯然不太現(xiàn)實。但馬未都相信,只要進入收藏領域,總會潛移默化受到文化的熏陶。他拿上個世紀80年代認識的小商小販來舉例子:“歷史上到底有多少朝代,我都說不清楚,可他上來就跟我說‘天顯、天贊’,我問這是什么年號啊,他就說在遼代。也許一開始,了解這些知識只是他賴以生存的技藝,他的快樂是由錢帶來的;但當你作為一個文化人對他知道‘天顯、天贊’表示吃驚的時候,他的愉悅就全來了。”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最終一定是殊途同歸,歸于文化!痹隈R未都看來,文物本身既是文化的表現(xiàn),同時也是引領你走入文化境界的一扇門。
文物收藏的合法化
人們曾經仇視好看的文物,咬牙切齒砸東西;如今,文物被陳列在博物館的展柜里,人們隔著玻璃睹其芳容。
有人曾拿乾隆朝的瓶子換取一臺電冰箱或者幾把折疊椅;如今,這樣的瓶子可能比一幢別墅還值錢。
這是一段酸楚的戲劇性經歷。在新文化運動對傳統(tǒng)文化的批判聲中,在“文革”對“四舊”的掃蕩之下,攜帶著古老文明烙印的文物幾乎遭遇滅頂之災;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文物的命運才悄然發(fā)生轉變,先是經歷了15年的地下交易,1993年,文物收藏被合法化并隨后進入蓬勃發(fā)展時期,盛世讓文物找回了原來的尊嚴。
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就進入收藏領域的馬未都,用“十年一代”來形容自己30余年的收藏生涯:“七十年代是破壞的一代,八十年代是淡漠的一代,九十年代是關注的一代,到了二十一世紀則是蜂擁而起的時代了。”
馬未都說自己“可丁可卯”趕上了這么一個機會:“文革”結束時,他剛走上工作崗位,有興趣又有經濟能力,文物長時間所處的低谷期,讓他用極其低廉的價格收羅到好東西。這是一個前人后人都沒有趕上的機會,經歷十年浩劫的“前”人因為前車之鑒不敢收藏,“后”人當時沒有經濟能力,等到有錢了,文物價格已經漲得很高,只好望而卻步。
今天,當人們對馬未都的“發(fā)家史”頗感好奇時,他在2008年3月23日寫的博客文章也許是最好的回答:“我是一介草民,無師承、無家傳,平地摳餅,旱地拔蔥。我不比別人強,尤其不比前人強,宋元明清至民國,所有收藏大家令我輩高山仰止,望而生畏。收藏這樣耗錢財、耗精力、耗知識的雅事,本與草民無關;可誰知幾十年對文物的漠視,對文化的敵視,讓我在夾縫中得以落腳,而恰恰這夾縫中尚有一點點泥土,又讓我生根。我只能說,我是極為幸運的幸運兒,沒有可比性。幾千年來都值錢的物件,在我剛剛有支付能力時突然不值錢了,并展現(xiàn)在我眼前……”
上世紀80年代初,馬未都每天都要在上班之前逛逛菜市場或者爬爬山,玉淵潭公園門口的菜市場、前門菜市場、后海的小山包、潘家園的小土山……滿北京跑。他的目的不是買菜或者鍛煉身體,而是盯上了古董。那時候的文物買賣是非法的,文物販子只好混跡在菜市場里面,或者把攤兒擺在山上,早晨8點城管上班之前就得收工,免得東西被抄、人被抓。對馬未都而言,天天起個大早看看菜市場里面出現(xiàn)什么稀罕物件就是享受,當然,最興奮的莫過于每個月花上幾塊錢,搬回一兩件心儀的寶物。
當時的文物販子有個別稱:“包袱齋”——鋪一塊布,擺上東西,在土山上居高臨下,遠遠看見查抄的人過來,就把包袱一系,作鳥獸散。誰會想到,當年偷偷摸摸做生意的潘家園市場如今竟然已發(fā)展成全國最大的收藏品市場。馬未都笑言:“現(xiàn)在北京每天一大早兩個地方最熱鬧:天安門廣場,人們在抬頭看升國旗;另一個是潘家園,人們在低頭尋國寶!
馬未都如今很少去潘家園了,這里已經很難見到他看得上的真東西,更別說像過去那樣“揀漏”了。他挺懷念過去心醉的時光:文物不僅價格低,而且件件是真品,沒人偽造,因為偽造的成本遠高于文物當時的價錢,賣家捧著古玩追著買家跑,目前陳列在“觀復博物館”里的藏品絕大部分是在1995年以前買的。歷史的機遇無法復制,今天的馬未都基本上只能通過拍賣會購買文物,價格數(shù)十萬元至數(shù)百萬元不等,一年也買不了幾件。
懷念歸懷念,但他心里很明白,他更得感激當今這個時代,因為這個時代幫助他完成了一個人生的終極夢想:辦一家博物館。他至今還記得他在上世紀80年代去故宮博物院研究古董時的情景,“那里除了工作人員,就只有我一個人。電燈光昏黃,因接觸不良時滅時暗,為了要看清文物,我只好自己帶一把手電筒。當時大家對文物、對博物館沒有興趣,每當我興高采烈地想讓大家看看我買的好東西,別人不是漠然就是不解,有的還很不屑!
人不可能總占著兩頭的好處。對馬未都來說,恢復文物本身的尊嚴,與眾人分享收藏文化,這才是最重要的。
私人博物館的社會化
“觀復博物館”分上下兩層,設有陶瓷館、家具館、工藝館、影像館、油畫館、門窗館等展廳,并非是文物的機械羅列,而是被布置成客廳、書房、臥室、茶室……八仙桌、條案、太師椅、貴妃榻、琴桌、茶幾、書櫥等按古人生活場景一一擺放。它們是你眼里的景,你是它們亦真亦幻的主人。
正當我徜徉于這一獨特空間,邊上兩個中年人在一把“交椅”前站住:“我看馬未都也算是坐上了民間收藏的頭把交椅,你說他得有多少錢啊?”
我把這說給馬未都聽,他樂了:“有很多富商玩收藏比我玩得大,只不過他們是秘密地玩,我是高調地玩。我也沒錢,錢都換成了古董,卻總是舍不得賣。當然,有人會說,古董就是錢,但大家放心,它們不會被換成錢,因為我不打算留給兒子,而是全部留給社會!
他的這種姿態(tài),免不了被人說成是“作秀”,即便他的好友也“不信他就不會給兒子留下幾件”。馬未都總是淡淡回應:“有些人喜歡炫耀財富,我喜歡炫耀知識。我如果想憑借收藏讓自己過很舒適的日子,應該說很容易,但那不是我想要的!
——馬未都對文物的感情好像是天生的:小時候,全班去參觀博物館,老師老是催他“跟上,跟上”,而他總覺得看不夠,留連忘返。
——他對文物的感情是癡狂的,甚至在外人看來有點怪異:調入《青年文學》編輯部后不久的一次搬家,家里失竊,那個年代最貴的電器——彩電被盜,可不識貨的竊賊并沒有帶走他珍愛的鈞窯掛屏,這讓他舒了一口氣。去報案時警察疑惑:“你家被偷了,你怎么還那么高興?”為了琢磨青花如何看出年代,他到攝影器材商店買了最亮的燈裝在床頭,天天晚上抱著壇壇罐罐,癡癡傻傻看到半夜,睡醒了又繼續(xù)看,終有一天積思頓釋,練就一個絕活——只要一看盤子正面,就能說出背面大概是個什么樣子。
——他對文物的感情是難以割舍的:1988年,有個臺灣商人看中了馬未都當初花200塊錢買的碗,開價1萬美元,馬未都沒賣,因為錢是一樣的,而古董各有各的美妙;在上個世紀90年代以前,他沒賣過一樣東西,90年代以后,因為找到了類似的更加好的古董,他就用當初買時的原價230元賣出7件東西,之所以不去賺那個錢,是源于文人的面子,覺得賺錢不道德;今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fā)展已經使所有人認可了低買高拋的生意經,馬未都再也不會在“賺錢”和“丟人”之間劃等號,但他還是不愿意賣藏品,偶爾為了博物館能買來更好的藏品而處理掉一兩件古董,他就心疼:“她們跟自己養(yǎng)的孩子似的……”
——他對文物的感情是一種永不枯竭的好奇:為什么漢代以前的壺沒有壺嘴兒,后來出現(xiàn)的壺嘴兒跟茶文化是什么關系?交椅只不過是馬扎多了個靠背,為什么“交椅”一詞會演化成權位的象征?中國家具方的多,圓的少,為什么香幾卻是圓的多,方的少?在馬未都眼里,文物是謎、是故事、是奇跡、是人類文明的坐標。
……
對文物的與眾不同的厚愛,使馬未都不可能像其他收藏者一樣沉湎于交易的快樂和秘藏的快樂,他今生最大的樂事就是在1996年末創(chuàng)立了新中國第一家私人博物館“觀復古典藝術博物館”。博物館后來更名“觀復博物館”,其性質也由私人變成了董事會制。
改制的原動力是感動于兒子講述的一件事。5年前,馬未都的兒子去英國讀書。入學第一天,老師、校長、舍監(jiān)把他叫到一個墓碑前說,這里埋著他們學校全部的原始校董,這些原始校董在200年前創(chuàng)立了這所學校。
馬未都開始沉思:為什么200年前創(chuàng)辦的學校在今天仍然惠及了那么多學子?這種恩惠一定是體制帶來的。同樣,要把“觀復博物館”做成公共事業(yè),要把它真正完整地留給社會并有效發(fā)揮博物館功能,這就絕不能讓它因為馬未都個人的某些變故而受到影響。于是,馬未都為“觀復博物館”引入了董事會制,由數(shù)名董事共同掌管。
馬未都打了一個比方:“以前呢,博物館好比一輛公交車,我是司機,累了也必須開,沒人替我;現(xiàn)在呢,車上有好幾個司機,任何一個司機累了,下車了,車還可以繼續(xù)往前開。一個良好的制度要比一個優(yōu)秀的人重要得多。”
辛辛苦苦半輩子收藏,最后全部留給社會,馬未都圖什么?“別人說我徒有虛名,沒錯,我‘圖’的還就是這個虛名,或者說能在歷史上留下那么一點痕跡。等到200年以后——”馬未都沉浸在憧憬之中,“我們的子孫會說,‘看,這就是馬未都等幾個人在200年前創(chuàng)辦的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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