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2月24日電  學者易中天日前為《咬文嚼字》2008年合訂本作序。文章中他表示自己“深感惶恐”，因為以前曾經被“咬”了幾處，但想想也是活該，誰讓有錯又被逮住了呢，所以該認錯時就認錯。

　　易中天文章中寫到：

　　2008年《咬文嚼字》的合訂本，編輯部要我來作序，深感惶恐。眾所周知，此書歷年的序作者，不是文史大家，就是領導干部，只有我是“咬嚼對象”，還很被“咬”出了幾處。因此這事給人的感覺，就像落馬貪官做反腐報告，有點“反面教員”的意思。

　　想想也是活該，誰讓你有錯，又被逮住了呢？

　　逮住了怎么辦？我以為只能做三件事：認賬、道歉、致謝。認什么賬？認出錯的賬。我曾經說過，沒有誰喜歡犯錯誤，也沒有誰故意要犯錯誤。犯錯誤總會有各種原因，有主觀的，也有客觀的。錯誤也有種種，有可以避免的，有無法避免的。但不管什么情況，錯了就是錯了。出了錯，難道還賴賬不成？不用擔心咱認了錯，就會有人咬住不放。我相信大多數讀者都是厚道人。只要咱知錯就改，都會諒解。人非圣賢，孰能無過？這道理大家都懂。也不要擔心咱認了錯，就會被認為是沒學問。有沒有學問，不在這一兩個字。有沒有人品，卻沒準真在這一兩個字。學問事小，人品事大。所以，該認錯時就認錯，這是一。

　　第二，咱的書出了錯，給讀者帶來了不便，甚至有“誤人子弟”之虞，該不該道歉？我看該。其實，向讀者道歉，對咱們自己，也是有好處的。什么好處？提醒。說實話，就我自己的經驗而言，我們的許多錯誤，都是“無心之過”，是沒注意，或者不小心。沒注意，就要注意；不小心，就要小心。但是，如果自己都不當回事，那么，弄不好下回還不注意，還不小心，這錯豈非犯個沒完？相反，如果發(fā)現(xiàn)一次錯誤，就向讀者誠懇道歉一次，難道下回還會再錯？沒那么不長記性的吧？于人于己都有好處的事，何樂不為？

　　第三，咱們能有這樣的長進，全因為有人幫咱們挑錯。尤其是《咬文嚼字》的作者和編輯，每次都是擺事實，講道理，把前因后果、來龍去脈、出處依據都講清楚了，等于免費給咱們上課。咱就算不交學費(當然他們也不要)，道個謝，總是應該的。事實上，能夠認真負責，很嚴謹、很學術地挑錯，并不容易。那是要有功底的，正所謂“一字十年功”。編輯部能給的稿費，卻不過區(qū)區(qū)小數，很不成比例。其實人家圖啥？也就圖個心安理得。咱們說聲謝謝，雖于事無補，至少也是起碼的禮貌。所以，被人家指出了錯誤，該做能做的，我看也就三件事：認賬、道歉、致謝。

　　以上，就是我作為“反面教員”的一點心得體會。用來做本書的序，不知是否合格。有沒有錯，也不知道。

　　就這么著吧！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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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恢復中華語文的風采神韻，必須從咬文嚼字做起。一個對自己的語言文字都不再認真的民族，必將在文明之林中喪失最后的棲身之地。 咬文嚼字，就是含英咀華，就是對我們五千年文化的最深情的守衛(wèi)。

　　——孔慶東

　　能聽到讀者尖銳而坦誠的聲音，很讓我感到興奮�！兑�文嚼字》“栽花賞花更護花”，是一個讓作者和讀者交流、互動的平臺。我真誠希望《咬文嚼字》越辦越好，越辦越火!

　　——孫丹林

　　《咬文嚼字》雅俗共賞，極具實用價值，對于規(guī)范語言文字，具有指導作用。經常閱讀，增長知識，提高品位。希望《咬文嚼字》成為我們的良師益友！

　　———孫立群

　　《咬文嚼字》2008年合訂本后記： “登壇品酒”余味長

　　　編 者

　　2008年過去了。這是多么不平常的一年！在這一年中，《咬文嚼字》的重頭戲是：登壇品酒。從于丹到閻崇年，一連12份“品酒報告”，引起了全國媒體的熱情關注，連新華社也多次發(fā)布消息。這次“品酒”活動，既為《百家講壇》吸引了更多的目光，又宣傳了《咬文嚼字》的辦刊宗旨，達到了雙贏的目的。

　　(一)

　　“品酒”活動能夠成功進行，和《百家講壇》的壇主們的積極支持是分不開的。

　　早在2007年7月，根據廣大讀者的提議，《咬文嚼字》鎖定了12位壇主，作為2008年《眾矢之的》的目標。在我們分別向各位壇主下了“戰(zhàn)書”之后，立即得到了理解和響應。

　　紀連海先生首先表態(tài)。如同他的演講一樣，紀先生快人快語，干凈利索，一口答應愿意作為靶子。他說，凡是自己公開發(fā)表的演講，公開出版的圖書，全都可以提交讀者審查。在讀到本刊發(fā)表的批評文章后，紀先生更是主動提出，把批評文章轉載到他的博客上面，一點也不諱疾忌醫(yī)。

　　劉心武先生的態(tài)度同樣值得稱道。他不但同意“紅樓”揭秘的第一、二部作為咬嚼對象，還希望把即將出版的第三部一并列入，以被“咬嚼”為幸事。對于讀者提出的批評，他誠懇地表示感謝，公開對媒體承認：“我確實對某些文史知識的了解不夠深入�！背兄Z書籍再版時，一定改正書中的錯誤。

　　在12位壇主中，于丹、易中天人氣正旺，在全國穿梭奔波，日程排得很緊，但他們還是設法和本刊取得了聯(lián)系。特別是易中天先生，在和本刊通電話時，一口氣說了三個“絕對”：“這件事情很好，你們盡管挑問題，我絕對絕對絕對信任你們。”2008年的合訂本，由易中天先生撰寫序言，他給文章擬了一個標題：“該認錯時就認錯”，再一次表明了自己的態(tài)度。

　　主講魯迅的孔慶東先生，有“北大才子”之稱，他思想犀利，文字幽默，才氣橫溢。當他得知自己也是“目標”之一時，特意給本刊發(fā)來封信，十分嚴肅地表示：“不論何種原因造成的文字錯誤和知識錯誤，作者都有責任，也都應該虛心聽取哪怕是非常刺耳的意見�！�

　　孔慶東先生在來信中有一段話，專門評價了這次“品酒”活動，這也許可以代表各位壇主的心聲。他說：“你們這次挑錯行動，首先態(tài)度是嚴肅的，自己端得正，道理才能講得直。其次又是友善的，不是為了貶人揚己、嘩眾取寵，而是平等質疑，就事論事，這是我們語文界非常值得倡導的一種批評姿態(tài)。”

　　(二)

　　登壇品酒，既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閑事，也不是小題大做，自我炒作，其文化意義是不容否定的。

　　如果把各位壇主的演講及根據演講出版的圖書比喻為酒的話，那么，這次“品酒”活動首先是去除了酒的雜質，提高了酒的純度�；顒娱_始之前，本刊便宣布，我們的目的不是拆臺而是補天。事實證明我們正是這樣做的。一年以來，刊物共披露了約一百條差錯。這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錯誤知識的擴散，圖書重版時及時更正錯誤，更是直接提高了文化產品的質量。

　　而且，抓住這些差錯，傳播正確的語文知識，無疑是在全國范圍里，上了一堂別開生面的語文課。比如，本刊曾先后載文，指出紀連海先生、隋麗娟女士都曾在演講中把“委蛇”的“蛇”(yí）誤讀成了“shé”，媒體配合本刊開展宣傳，說是“一條‘蛇’絆倒兩位大家”。這個成語的讀法立即引起了廣大讀者特別是主持人的注意，誤讀因此而大大減少，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效果。

　　刊物指出的雖只是個別的差錯，實際上是在提倡一種嚴謹的學風。比如，于丹教授多次講到《論語》有兩萬多字，其實她只是一種感覺，并沒有實際統(tǒng)計過。本刊讀者下了一番笨功夫，從《學而》到《堯曰》，二十篇文字逐篇逐字地數，證實于丹教授所依據的版本，只有15918字，離兩萬字還遠著呢。這種批評當然談不上有多少學術含量，但它有助于研究者端正學術態(tài)度。

　　同樣，紀連海先生在談到《四庫全書》的編纂時間時，說是1772年開編，1881年編定，1884年抄錄完成。前后經歷了一百多年。這三個時間一個也不對。1860年英法聯(lián)軍燒毀圓明園，《四庫全書》因此而大量散佚，怎么可能到1881年才編定呢？正確的說法應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開館纂修，經十年完成，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繕寫完畢，共歷時十五年。本刊的糾錯文章，既向讀者講解了正確的文化知識，又給了紀先生善意的提醒。紀先生后來誠懇地說：“這是我的粗心所致，在講課中口誤多說了一百年。”

　　除了上面所說，“品酒”活動還有利于活躍學術空氣。比如，本刊共指出王立群先生八條差錯，其中有兩條王先生提出了反批評。一條是本刊認為漢代實際上已有指南針，王先生認為，那種名為“司南”的儀器，無論是制作材料還是工藝水平，都和指南針不是一回事。另一條是本刊認為貂蟬只是一個傳說中的美女，并非實有其人，王先生不該把傳說認定為史實；王先生則引清梁章鉅的《歸田瑣記》為自己辯解：“雖其名不見正史，而其事未必全虛�！眻猿肿约旱恼f法并非空穴來風。這其實是兩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課題。本刊十分贊賞王先生的態(tài)度。我們相信，只有通過這樣的批評和反批評，才能推動學術文化的健康發(fā)展。

　　(三)

　　“品酒”活動已降下帷幕，但從中引出的教訓，卻是值得我們深長思之的。這里，本刊想提出四點建議：

　　第一點是給壇主說的，擴而大之，是給所有作者說的。作為文化產品的生產者，你們應該有接受批評的欲望，要千方百計地尋找批評，聞過則喜，而不是充耳不聞，依然故我。這里可以舉個例子。紫禁城出版社出有《清朝皇帝列傳》一書，閻崇年先生在書中寫道：“‘高陽酒徒’漢高祖劉邦和‘鳳陽乞僧’明太祖朱元璋等，他們之所以成龍，絕不是其父母培養(yǎng)教育出來的�！卑褎�邦當成“高陽酒徒”，顯然是張冠李戴，為此，本刊早在2003年便載文批評。想不到的是，在此后出版的《正說清朝十二帝》一書中，閻先生幾乎又原封不動地用上了這段文字：“‘高陽酒徒’漢高祖劉邦和‘鳳陽貧僧’明太祖朱元璋等能夠成龍，絕不是父母培養(yǎng)教育出來的�！蔽覀円姷降�2007年3月第21次印刷的書中，依然一字未改。對外界的批評如此隔膜，讓人有點吃驚。

　　第二點是說給電視臺聽的，電視臺不僅要重視觀眾口味，還要重視文字把關。毫無疑問，電視是強勢媒體，但文字運用卻并非它的強項，甚至缺乏應有的責任意識。從“品酒”活動披露的差錯來看，不少差錯是字幕制作造成的。主講人講的是“索隱派”，到了熒屏上成了“索引派”，紅學研究歷史上哪有“索引派”呢？主講人講的是“都察院”，到了熒屏上又成了“督察院”，殊不知明代的“都察院”，是都御史和監(jiān)察御史合二為一的稱呼。至于“不恥”誤為“不齒”，“必須”誤為“必需”，更是屢見不鮮。這些差錯居高不下，便和電視臺沒有嚴格的審校制度有關。 第三點是說給出版社聽的，為了適應市場競爭，出書節(jié)奏盡可加快，但三審制不能形同虛設。于丹教授的《〈莊子〉心得》，開篇第一個標題是“莊子何其人”，這是明顯不通的句子。作者可能已習焉不察，我們撇開不談；電視臺沒有專人審讀，出錯自然難免；出版社是怎么審稿的呢？一般的人憑語感，都能發(fā)覺這是一個病句，出版社編輯都是審讀專家，而且要經過三審，怎么能讓這樣的句子漏網呢？這只能有一種解釋，就是豎的是三審的大旗，其實卻是一座空城，沒有真正布防。

　　最后一點是說給編輯聽的，各位有加工的責任和權力，但千萬不要濫施刀斧，鬧出佛頭著糞的笑話。這次“品酒”活動，不斷聽到壇主喊冤，他們聲辯自己的原稿未錯，是編輯加工時誤改的。比如，本刊批評王立群先生的文章刊出后，王先生接受媒體采訪，報紙上出現(xiàn)了這樣的標題：“《咬文嚼字》八咬王立群，王立群‘咬’出版社”。王先生認為有些賬不能算到他的頭上。比如講漢武帝“燒香拜佛”，這顯然不合佛教傳入中國的歷史，王先生說他沒說過這話，是編輯為了適應讀者閱讀加進去的。這類聲辯一再出現(xiàn)，值得各位同仁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