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毛澤東很重視工具書，我們也很注意為他收集這類圖書，在他的藏書室里，各種辭書和地圖等工具書是相當(dāng)齊全的。他使用最多的是《辭海》、《辭源》、中國地圖、世界地圖和中國歷史地圖。

　　《辭�！�、《辭源》是過去發(fā)行量最廣、影響最大的兩部辭書，但毛澤東對這兩部書都不甚滿意。1957年，他在北京見到《辭�！返闹骶幹�一舒新城時說：《辭�！肺覐�20年前使用到現(xiàn)在。在陜北打仗的時候也帶著，后來在延川敵情緊急的情況下，不得不丟下埋藏起來，以后就找不到了�，F(xiàn)在這部書太老了，比較舊，希望修訂一下。不久，在上海集中了大批有真才實學(xué)的人從事這項巨大的重編工作。1965年出版了試行本。新的《辭�！烦霭嬉院�，毛澤東要身邊工作的一位同志將它跟舊《辭海》一條一條對照，看看新《辭海》有什么優(yōu)點，與舊《辭海》有什么不同。他對新《辭海》仍不甚滿意，他說，有的條目寫得太簡單，有的條目應(yīng)該有而沒有。新《辭�！泛髞韼捉�(jīng)曲折，終于在粉碎“四人幫”之后的1979年重新修訂出版。在重編《辭�！返耐瑫r，《辭源》也根據(jù)毛澤東的提議進行了修訂。

　　毛澤東提出編輯的另一種重要工具書是《中國歷史地圖集》。據(jù)復(fù)旦大學(xué)教授譚其驤回憶，1954年冬，有一天毛澤東和吳晗談起標點《資治通鑒》的事，講到讀歷史不能沒有一部歷史地圖放在手邊，以便隨時檢查歷史地名的方位。譚其驤說，解放前一些書局雖然出版過幾種歷史地圖，但都失之過簡，一般只畫出一個朝代的幾個大行政區(qū)劃，絕大多數(shù)歷史地名在圖上查不到。吳晗想起清末民初楊守敬編繪的《歷代輿地圖》，一朝一冊，凡見于諸史《地理志》的州縣一般全部上圖，正符合毛澤東提出的配合讀史的需要。因此，他建議在標點《資治通鑒》的同時，也應(yīng)把楊守敬編繪的地圖予以改造，繪制出版。毛澤東贊許他的意見，改繪“楊圖”的工作經(jīng)吳晗推薦，由譚其驤負責(zé)。繪制《中國歷史地圖集》，是一項更為艱巨的工程，它也經(jīng)歷了曲折的道路，在1982年才開始正式出版。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毛澤東常引用孟子的一句話：“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边@里說的書，是指《書經(jīng)》。毛澤東把它推而廣之，及于其他，就是說，不要迷信書本，讀書不要盲從，要獨立思考。毛澤東認為，讀書既要有大膽懷疑和尋根究底的勇氣和意志，又要保護一切正確的東西，同做其他的事情一樣，既要勇敢，也要謹慎。他不僅對待中國古書是這樣，對待馬克思主義著作也是這樣。毛澤東對斯大林的《蘇聯(lián)社會主義經(jīng)濟問題》一書評價是比較好的，但他在建議各級干部學(xué)習(xí)這本書的時候，強調(diào)要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確的，哪些說得不正確或者不大正確，哪些是作者自己也不甚清楚的。毛澤東在閱讀蘇聯(lián)《政治經(jīng)濟學(xué)教科書》時，發(fā)表了大量評論性的意見，提出自己的許多觀點，但他自己認為，這還只是跟著書走，了解他們的寫法和觀點。他認為，應(yīng)當(dāng)以問題和論點為中心，收集一些材料，看看他們的論文，知道爭論雙方的意見或者更多方面的意見，作進一步的研究。他說，問題要弄清楚，至少要了解兩方面的意見。

　　毛澤東的早年同學(xué)周世釗，在談到毛澤東青年時代讀書情況時，說毛澤東有“四多”的習(xí)慣，就是讀得多，想得多，寫得多，問得多。這個“四多”正是反映了毛澤東酷愛讀書而又不迷信書本，具有獨立思考和追根究底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