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絕學”到“顯學”

　　——中國古文字學的繁榮發(fā)展

　　【作者名片】 李學勤，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任，“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長，楚文化研究會會長，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文字學。近年著作有《夏商周年代學札記》、《重寫學術史》、《中國古代文明研究》、《青銅器與古代史》、《文物中的古文明》等。

　　文字的出現(xiàn)，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主要標志。對于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來說，古文字的研究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在歷史上，釋讀古文字可以追溯到漢代，宋代以后已經(jīng)成為一種學問，但一直被視作從屬于經(jīng)學的“小學”。到了近代，古文字學逐漸獨立，但仍只有少數(shù)學者從事研究，因而有“絕學”之稱。只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這一學科才得到空前發(fā)展，研究隊伍逐步擴大，成為介于考古學、歷史學和語言文字學之間的一個學術領域。目前，古文字學已有四個學科分支，即甲骨學、青銅器(金文)研究、戰(zhàn)國文字研究及簡帛學。古文字學的繁榮發(fā)展，對探索中國古代歷史文化作出了重大貢獻。

　　基礎工作取得重要進展

　　古文字學的發(fā)展過去之所以受到限制，一個重要原因是這門學科的研究對象大都屬于珍貴文物，流散秘藏于眾多藏家，學者不易接觸。甚至著錄有關材料的書籍也多是價格昂貴，不是一般讀者所能問津的。例如，羅振玉所編的甲骨書《殷虛書契》前、后、續(xù)編和《殷虛書契菁華》，金文書《三代吉金文存》，在圖書館里均列為善本。

　　為了克服成為學科發(fā)展障礙的這種材料困難，在新中國成立伊始的上世紀50年代，就有古文字學專家提出建議，由新成立的國家科研機構組織編纂甲骨文、金文的著錄匯編。由于殷墟甲骨有十幾萬片，商周金文數(shù)也過萬，因而輯集編錄的工作十分繁重困難，雖有許多學者全力以赴，還是經(jīng)歷多年才告完成。郭沫若主編、胡厚宣總編輯的《甲骨文合集》共13冊，于1983年出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的《殷周金文集成》共18冊，在1994年完成出版。

　　《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這兩部大書，加上后來編著的《甲骨文合集補編》、《近出殷周金文集錄》等補充性的著錄，以及種種新出土材料，為全面整理甲骨文、金文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在材料匯集的基礎上，古文字學者還編纂了許多工具性書籍。如在甲骨文方面，有于省吾、姚孝遂等的《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和《甲骨文字詁林》，饒宗頤、沈建華的《甲骨文通檢》，沈建華、曹錦炎的《甲骨文字形表》與《甲骨文校釋總集》等；在金文方面，有容庚的《金文編(第四版)》，嚴志斌的《四版金文編校補》等。

　　上世紀50年代，陳夢家著有《殷墟卜辭綜述》，胡厚宣著有《五十年甲骨文發(fā)現(xiàn)的總結》和《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1999年，為紀念甲骨文發(fā)現(xiàn)100周年，王宇信、楊升南主編了《甲骨學一百年》，宋鎮(zhèn)豪主編了《百年甲骨學論著目》。這些著述，反映了這個學科分支的具體進展。至于青銅器和金文，則還沒有類似的書籍，想了解有關情況，可以翻閱孫稚雛的《青銅器論文索引》和張懋镕等的《青銅器論文索引(1983—2001)》、《青銅器論文索引(2002—2006)》。 　　

　　與考古學密切結合

　　古文字學進步顯著，與中國考古學工作的開展是密切相關的。新中國成立以后，隨著國家建設的全面展開，田野考古事業(yè)在全國范圍內鋪開，于是古文字文物不斷涌現(xiàn)。這些古文字文物許多是前所未見的，迫切需要釋讀，這就促進了古文字學的發(fā)展，也使古文字研究從以傳世流散材料為主轉變?yōu)橐杂锌茖W記錄的考古出土材料為主。更為重要的是，考古學的科學研究方法被引入了古文字學。學者們逐漸認識到，古文字文物本來就是一種古代文化遺存，與其他種類遺存一樣可以適用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如層位學、類型學的分析以及分域、分期的整理等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古文字文物時同樣有用武之地。

　　以甲骨學為例。自1928年開始的殷墟考古發(fā)掘，到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一共進行了15次，其間出土了大量甲骨文。但由于戰(zhàn)爭，這些寶貴材料直到1948年、1949年才正式發(fā)表(仍未完全)，隨即引起殷墟甲骨分期的熱烈討論，即所謂“文武丁卜辭”的問題。到1973年殷墟小屯南地發(fā)掘，找到了有關的地層證據(jù)，這個問題才開始有了共識。而1976年殷墟婦好墓的發(fā)現(xiàn)，又導致甲骨分期“歷組卜辭”的爭論以及甲骨分期兩系說的產生，在甲骨學上有很大的影響。

　　實際上，由于新的考古發(fā)現(xiàn)，今天的甲骨學范圍業(yè)已擴大。上世紀50年代至今，先后在山西、陜西、北京、河北、河南若干地點發(fā)現(xiàn)了西周的甲骨文，尤以陜西岐山、扶風的周原遺址、周公廟遺址所出為多。1953年，在鄭州二里崗出土了早于殷墟的字骨；2003年，在濟南大辛莊出土了與殷墟同時的卜辭。因此，甲骨學研究涉及的已經(jīng)不限于殷墟，而且不止于商代了。

　　考古學的方法影響古文字學在青銅器和金文方面表現(xiàn)更加明顯，這是因為青銅器本身乃是出土古器物的重要門類。經(jīng)過眾多學者長時間的努力，中原地區(qū)(廣義的)青銅器的分期序列可以說大致清楚了，這對金文研究具有很大的推動作用。不少論著，例如劉啟益的《西周紀年》等等，都把青銅器分期同金文分期結合起來，有許多創(chuàng)見。1996年啟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也以王世民等的《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為基礎，參以歷法研究，編制了“西周金文歷譜”。其他地區(qū)的分期研究也正在進行中。這一類工作，有利于更準確地通過金文研究當時的歷史。

　　學科新分支建立

　　與甲骨學、青銅器研究不同，簡帛學和戰(zhàn)國文字研究是新中國成立后才興起的學科分支。

　　簡帛，即古代用以書寫的簡牘、帛書。1901年，有外國學者在新疆尼雅一帶發(fā)現(xiàn)了簡牘，開啟了這方面研究。后來又有過一系列發(fā)現(xiàn)，如1930年西北科學考察團獲得的居延漢簡，內容十分豐富。但當時所得的簡牘，時代大都屬于漢晉，其文字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古文字。只是由于古文字學者兼顧這方面的研究，從而成為這一學科的組成部分。

　　以先秦古文字寫成的簡帛，其發(fā)現(xiàn)較晚。1942年，長沙子彈庫一座戰(zhàn)國楚墓遭到盜掘，出土一批盛放在竹笥里的帛書，引起學者的關注，可惜后來流散到美國。1951年至1954年，在長沙考古發(fā)掘中，于五里牌等地的楚墓中發(fā)現(xiàn)了竹簡，使現(xiàn)代人首次親見戰(zhàn)國簡冊的原貌。

　　新中國成立60年來，簡帛的發(fā)現(xiàn)連續(xù)不斷，尤其是在上世紀70年代以后有許多重大的發(fā)現(xiàn)，如1972年的臨沂銀雀山漢簡，1973年的長沙馬王堆帛書，1974年新的居延漢簡，1975年的云夢睡虎地秦簡，1983年的江陵張家山漢簡，1992年的敦煌懸泉置漢簡，1993年的荊門郭店楚簡，1994年上海博物館入藏的楚簡，1996年長沙走馬樓的三國吳簡，2002年的龍山里耶秦簡等。對這些新發(fā)現(xiàn)的簡帛，有眾多學者進行研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由于簡帛的內容有書籍與文書之分，研究的方法和途徑彼此不同，近年來簡帛學又有進一步細化的趨勢，恐怕不久就會成為兩個分支了。

　　戰(zhàn)國文字研究成為專門的學科分支，比簡帛學更遲一些。與殷商文字主要是甲骨文、西周春秋文字主要是金文不一樣，戰(zhàn)國文字散見于金文、陶文、璽印、貨幣、簡帛、石刻等項，很難做綜合考察。早在上世紀20年代，王國維曾將這一時期的文字區(qū)分為東土(六國)和西土(秦)，特別指出六國文字“上與殷周古文，中與秦文，下與小篆不合”，乃是當時的“通行文字”，但他未能做具體研究。后來，唐蘭有編著《六國文字研究》的計劃，也沒有實現(xiàn)。因為研究的欠缺，1933年壽縣李三孤堆楚墓發(fā)現(xiàn)的大量金文，以及上面提到過的1942年長沙子彈庫出土的帛書，都在很長時間不能正確釋讀。直到上世紀50年代末，才有論著將各種戰(zhàn)國文字材料集中起來，依《說文》“言語異聲，文字異形”之說，劃分為三晉、燕、齊、楚、秦五系，給這個學科分支的建立開拓了道路。

　　戰(zhàn)國文字研究在改革開放以后進步非常快。在歷屆“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的會議上，這個分支的論文越來越多。1989年何琳儀的《戰(zhàn)國文字通論》(2003年有訂補本)和2001年湯余惠主編的《戰(zhàn)國文字編》的出版，可以作為這個學科分支成熟的標志。

　　古文字演變系譜貫通

　　中國的古文字，從殷商到西周，各地本來是統(tǒng)一的。春秋時王朝衰弱，諸侯主政，國家趨向分裂，文字開始有東土、西土的分別，到戰(zhàn)國時各國的差異更甚。秦代統(tǒng)一文字，是以秦文字為標準。漢以下的文字都由此而生，東土六國各系文字于是廢棄。實際上，和商周文字更接近的不是秦文字，而是六國文字。戰(zhàn)國文字研究的進步，使古文字演變的系譜完整貫通了，有著重要意義。

　　在東土六國文字中，楚文字研究取得的成績最大。這是由于楚國具有特殊的地下自然條件，又有非常良好的墓葬制度，使得在其他地方大都朽壞消失的古文字文物得以保存。楚文字文物品種眾多，最有價值的是竹簡、帛書，所以楚國簡帛是簡帛學和戰(zhàn)國文字研究兩個分支的交叉點，成為近年來古文字學的熱門課題。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楚簡的討論研究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幾次熱潮。第一次是在1998年《郭店楚墓竹簡》發(fā)表以后，在國內和美國都舉行了大規(guī)模的學術研討會，討論的中心是這批楚簡中的《老子》。第二次是在2001年《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開始出版后，其間的《孔子詩論》成為討論的重點。后來，上博簡繼續(xù)公布，研究者的熱情也持久不衰。最近，學者的目光又集中到清華大學2008年7月入藏的戰(zhàn)國竹簡上來。清華簡和郭店簡、上博簡一樣都是書籍，但書的性質不同，后者主要是儒道兩家的著作，清華簡則多為經(jīng)史一類典籍，包括《尚書》及近似《紀年》的史書。這幾批竹簡書籍由于文長字多，有的還有今本可資對照，在古文字考釋上有其特殊的便利。從許多文字的釋讀出發(fā)，每每可以上溯殷周，解決甲骨文、金文等久懸不決的難題，使我們對古文字的演變有了更清楚的認識。

　　最后，還想附帶說一下探索中國文字起源的問題。通過殷墟甲骨文可以看到，商代的文字已形成比較成熟的系統(tǒng)，不難想象在其以前存在過相當長的發(fā)展過程。近年在各地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許多年代早于殷墟的符號，有的是文字，有的只是符號，但很可能與文字有關。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這方面的研究會進一步深入，從而揭示中國文字究竟是怎樣萌生形成的。有關研究或許會成為古文字學的又一個新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