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友鄧小平

　　小平同志鐘愛橋牌，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他一生和很多人打過橋牌，但相對固定、經常一起打牌的搭檔不多，早年一起打得比較多的是萬里、吳晗、張致祥，后來比較穩(wěn)定的搭檔是王漢斌、丁關根和王大明(本文作者)。知道這個的人也不少。

　　近年來有一些這方面的文章，有的寫得不錯，但也有的很不嚴肅，甚至是胡編亂造，比如說打牌時牌友們故意讓著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打輸了鉆桌子。王大明曾和小平同志警衛(wèi)秘書張寶忠專門談起這事，兩個人都感嘆，文章怎么能這樣寫呢？老爺子打牌哪鉆過桌子��！實在是太過分了。本文作者以親身經歷，為我們講述了這位可敬、可親的牌友鄧小平。

　　“王漢斌干脆就叫大王，你就叫二王”

　　橋牌是一項高級撲克游戲，現(xiàn)在已經成為風靡世界的體育運動。不過，解放前打橋牌的人很少，據(jù)我了解，僅僅局限于高級知識分子當中，比如大學教授、記者、醫(yī)生、工程師。我是解放前在北平上學的時候學會的，主要是從事地下工作的時候用來做掩護。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到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有幾個同事，包括王漢斌，也喜歡打橋牌。他們是在西南聯(lián)大讀書的時候學會的。

　　小平同志是什么時候學會打橋牌的，他從來沒有講過，我也說不太準，聽說是1952年他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的時候，在四川內江遇到一位朋友教會了他打橋牌。而此前，比如渡江戰(zhàn)役的時候，小平同志也經常打牌，不過打的還不是橋牌，是“打百分”之類的。

　　1961年小平同志到北京順義農村調查，休息的時候想玩一玩，就讓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找人和他打橋牌，劉仁就找了王漢斌，王漢斌就約我一起去。一見面小平同志就問我們的名字，然后就說王漢斌干脆就叫大王，你就叫二王，以后長期就這么叫了。接著我們就坐下來開始打牌。我當時就是個北京市委的中層干部，覺得這么大的領導，年紀也挺大的，開始有點兒緊張，可是打著打著就不緊張了。

　　據(jù)我知道，在這之前，小平同志1959年曾摔了一跤，腿斷了，沒有別的活動就打橋牌。小平同志打橋牌固定的對家是當時對外文化聯(lián)絡委員會的主任張致祥，陪他比較多的是萬里、吳晗。王漢斌和我去了之后，小平同志就老找我們，開始的時候他的對家還是張致祥。我們跟張致祥也打了一段時間。

　　后來，鐵道部部長呂正操推薦了當時在鐵道部工作的丁關根，說他橋牌水平較高。小平同志把他找來，一打，果然如此，所以后來小平同志比較固定的對家是丁關根。如果來的人不齊，我和王漢斌也跟小平同志打過對家。為了人多一點好輪換，后來又陸續(xù)地吸收了北京市委的一些人，陸禹、項子明、張明義都去過，但是比我們去的次數(shù)都少得多�；蛘呶覀冇惺拢�或者人不夠的時候他們上過場。小平同志牌技是很高的，所以我估計他不太愿意跟牌技太差的人打。另外，固定的搭檔比較熟了，所以小平同志也愿意我們經常去。

　　“周總理就站在我后頭，還給我支招，他說的都是內行話”

　　當時打牌一般都是在北京養(yǎng)蜂夾道俱樂部。這個俱樂部是小平同志、彭真等中央書記處的領導根據(jù)大家的意見提議建立的，為黨內副部長以上、軍隊少將以上的領導干部提供一個休息、健身的活動場所，人們習慣稱它為“養(yǎng)蜂夾道”。

　　當時在養(yǎng)蜂夾道看打橋牌的領導干部也不少，我們戲稱為“歪脖子”。有一些人還很上癮，本來我都不怎么認識，后來熟了，我記得呂正操、一機部部長趙爾陸等看的時間特別長，一直陪著我們。還有一次，我們正打著呢，周恩來總理來了，找小平同志商量事。周總理就站在我后頭，還給我支招，他說的都是內行話，說明他也是會打橋牌的。

　　打牌的時間大體上是星期三和星期六的晚上，星期天的下午和晚上。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一般是7點開始打到夜里3點。星期天一般是從下午3點打到夜里3點。那個時候小平同志身體特別好，精力一直很充沛，打得很用心。

　　我們通常要在那里吃一頓晚飯，吃完飯就又坐下來接著打。當時打牌這事是保密的，我不能跟其他人說，到了早上還要按時上班。幸虧那時候年輕力壯還能扛得住，但也挺辛苦的。

　　1964年，有一次小平同志到東北視察，吳晗、張明義和我陪同。白天小平同志參觀，我們跟著他參觀，晚上陪他打牌。楊尚昆對小平同志開玩笑說，別人打牌都是三缺一，你是一缺三，我把你這三個都帶來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段膮R報》發(fā)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這之后，有一次小平同志還曾找吳晗、王漢斌和我一起打牌，說明小平同志當時也不太清楚“文化大革命”的內幕。我當時認為“文化大革命”跟我們這些人沒關系，如果真要批判吳晗，小平同志怎么還會找他來打牌呢？我完全沒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吳晗被整得那么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