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鷹在接受記者專訪期間，絲毫不掩飾自己對當下作家和作品的失望，甚至對于一些作家和作品被奉為經(jīng)典或巔峰，感到十分不解。在他看來，當下的文學在技巧上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但并不是新鮮的，也沒有生命的熱度和濃度。 “現(xiàn)在被個別批評家‘飆捧’的作家，都散發(fā)著‘前所未有’的頹敗氣味。 ”

　　“阿來寫的與其說是文學，倒不如說是旅游招貼”

　　不久前，肖鷹到四川參加一個研討會，會議期間看到了作家阿來的新作 《格薩爾王》，表示不忍卒讀。 “我看過他的《塵埃落定》，寫得很華麗，不過，我想說，真正的文學不能以華麗為標準。阿來并沒有寫出真正的藏族文化，而僅僅是把藏族文化以奇觀異景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了而已，以玩賞的形式呈現(xiàn)給讀者。他寫出來的與其說是文學，倒不如說是旅游招貼，因為當中沒有更深層次的挖掘，這樣的文本是電視式的，是電視文學。真正的文學應該要面對媒體文化的挑戰(zhàn)，作家寫出來的應該是只有文學才可以表述的東西。目前，有很多作家都在效仿阿來，用做古董的方式販賣文化。 ”肖鷹認為，文學不是不可以寫民族性、地域性，但是，應該從中呈現(xiàn)出深刻的生活品質(zhì)和人生的美來。

　　上世紀80年代也出現(xiàn)過一批優(yōu)秀的作品，比如汪曾祺的短篇，還有古華的小說《芙蓉鎮(zhèn)》。當下的作家我很欣賞遲子建的幾個短篇。我欣賞那些對生活充滿熱愛和具有精致的情懷的作家。 ”

　　“《廢都》和《檀香刑》被批評家追捧，只能表明在當下批評界，文學標準和個人標準都瓦解了”

　　讓肖鷹不解的是，現(xiàn)在，一些在他看來絲毫不具美感、沒有愛心存在的作品卻備受推崇。 “比如賈平凹的《秦腔》，從表述方面來說，他的語言表達很圓熟，但是，我從中看不到一個站在中國文學高峰上的巨著所應該具有的品質(zhì)和內(nèi)涵。我看到的更多的是瑣碎的、低迷的、陰暗的、甚至猥褻的寫作趣味。作家在對現(xiàn)實的苦難和困厄進行揭示的時候，心中應該懷著真摯的大愛，應該帶著對社會、人生的悲憫和祝福的情懷。如果把《秦腔》這樣的作品推崇為中國文學(小說)的高峰之作，既是很可笑的事，更是很可悲的事�！稄U都》在1993年出版時，遭遇到批評界、尤其是中青年批評家的普遍抨擊，這是對的；其后被查禁，也是對的。因為這部書，不僅語言和結(jié)構(gòu)仿舊，而且思想和旨趣酸腐，其中那種舊式?jīng)]落文人的自以為是和淫逸幻覺，是完全違背我們現(xiàn)時代的人文精神的�，F(xiàn)在，《廢都》不僅被解禁，而且個別當年狂批《廢都》的新銳批評家現(xiàn)在搖身一變，變臉成為飆捧《廢都》的‘權(quán)威干將’。在這‘狂’與‘飆’的大轉(zhuǎn)換之間，是這些批評家換了大腦，還是我們的文學標準、乃至于基本的是非觀出現(xiàn)了問題呢？還有莫言的《檀香刑》，以把玩和炫耀‘酷刑’奇觀為能事，我聽到多位‘批評家’告訴我，《檀香刑》的‘文字了得’，是為數(shù)不多真正能‘留下來’的當代中國文學。為什么要留下這樣的文字呢？要向未來的讀者表明我們當下的文學是 ‘受虐臆想狂’的文學吧？我認為，《廢都》和《檀香刑》這樣的作品被批評家追捧，只能表明在當下批評界，文學標準和個人標準都瓦解了，當下中國文學批評確實在整體上頹敗了。 ”

　　“賈平凹的《秦腔》，寫的是變態(tài)文學”

　　肖鷹說，文學是人學，首先應該呈現(xiàn)出對人的理解和真愛，而不是把人放在動物的角度來戲謔和玩弄，“《紅樓夢》也在寫悲劇，但是，在無可奈何的悲慘中，呈現(xiàn)出來的卻是一種美。 ”

　　“我們?yōu)槭裁葱枰�文學？我們可以玩游戲、看電視、看電影，但是我們?yōu)槭裁催�需要文學？因為文學是語言的藝術(shù)，是心靈最精妙深刻的表達。中國文化有深刻的美，但是，我們從當下的文學作品中卻看不到這一點。作家應當從最慘烈的生活中看到最深刻的美。真正的中國立場是應該有希望的、有愛心的。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的文學批評存在很大問題。 ”

　　肖鷹以沈從文先生的作品為例提出，沈從文的作品敘事十分樸實自然，看似平常，但是流露出的是非常美的意境。 “而賈平凹的《秦腔》，這種作品，寫的是變態(tài)文學、污穢文學。賈平凹是一位玩文字游戲玩得比較好的作家，他身上有太多中國舊式?jīng)]落文人低俗的品質(zhì)，甚至將其‘發(fā)揚光大’，在他的作品中彌漫一種舊文化在現(xiàn)代性中國腐敗的氣味。 ”

　　“王安憶從《長恨歌》之后就沉入到上海小女人式的自愛自憐的自我重復之中去了”

　　肖鷹說：“中國當代作家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太局限于自身閱歷，只模仿西方的技巧，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作品。中國作家缺乏內(nèi)在的人性深度，不能帶著反思的眼光去寫作，永遠都是作繭自縛的。我曾經(jīng)很欣賞王安憶和張煒這兩位作家，他們的作品，比如《小包裝》、《九月寓言》等曾經(jīng)令我覺得他們是中國最有希望的兩位作家。但是現(xiàn)在，我對他們后期的作品卻十分失望。以王安憶來說，自從《長恨歌》之后，她就沉入到上海小女人式的自愛自憐的自我重復之中去了。 ”

　　“因為沉迷技巧、手法，這些作家不會有話好好說”

　　肖鷹對當下中國作家仍然沉迷于玩技巧和手法，持嚴厲的批評態(tài)度。他說：“我發(fā)覺當下的作家似乎沉迷在這樣一種情緒中：我使用什么手法就代表了我達到一種新的高度。因為沉迷技巧、手法，這些作家不會有話好好說，把作品和讀者都當作游戲的對象。在他們的作品中，一切新鮮玩意兒都有，用陳曉明教授的話說，就是 ‘有能力概括深廣的小說藝術(shù)’。當下中國作家的自我意識是工匠意識，以玩手藝為能事。他們不能消化自己的生活經(jīng)驗，而是用木匠做板凳的方法處理自己的生活。 ”

　　“閻連科是真誠地為民生寫作的作家，但是，《受活》是一部‘板凳作品’”

　　閻連科是當代作家中十分關(guān)注現(xiàn)實的代表性人物，但是，肖鷹對他的作品也有一定的批評。 “閻連科有社會關(guān)注的熱情，有使命感，這點我是肯定他的。但是，《受活》這本小說卻是很糟糕的，因為它不能超越生活，太重視技巧或者某種手法。我認為，《受活》就是這樣一部‘板凳作品’，形式大于內(nèi)容，形式閹割思想。陳曉明吹捧這部小說‘有能力處理歷史遺產(chǎn)并對當下現(xiàn)實進行批判’，我的看法正相反，閻連科沒有這個‘處理’能力，他做的是用文學的鈍刀把‘ 歷史遺產(chǎn)’和‘當下現(xiàn)實’當木柴劈的工作。如果陳曉明用衡量樵夫的水準來衡量閻連科，這當然也可說是 ‘有能力處理’了。在我嚴厲批評《受活》之后，我與閻連科有一面之交，后來他讀到我評論漢學家顧彬的一篇文章后，又與我有一次電話長談。我認為，閻連科是真誠地為民生寫作的作家，但是，我很遺憾地指出，陳曉明等人對他的似是而非的‘提升’，使他在精神上自我隔離，喪失了真正介入現(xiàn)實、透視歷史的能力。我認為，這是當下批評對中國作家之誤，非常可惜！ ”

　　因此，肖鷹發(fā)覺，在上世紀90年代后，中國的作家們不再是深入地，而是隔閡地消費著自己，技術(shù)性地不斷重復著自己。

　　本報記者 王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