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交大副校長抄襲事件終于水落石出。前日下午，西南交大通報了對黃慶“抄襲門”事件的認定結果：抄襲事實成立，取消黃慶管理學博士學位，撤銷黃慶研究生導師資格。

　　這樣的處罰，不可謂不重。相較于一些在媒體報道后不了了之的抄襲案來說，西南交大對黃慶的處理幾乎是個范本。然而水落石出之后，并不意味著就塵埃落定。我們?nèi)匀恍枰�反思在面對學術抄襲行為時，一個零容忍常規(guī)機制的付之闕如。

　　和其他理性經(jīng)濟人的行為分析一樣，學術上的抄襲行為也完全可以從“成本—收益”框架中尋找根源。當一個社會上學生、教授、博導，甚至校長，層出不窮地將誠信棄如敝履，干起抄襲的勾當，只能說誠信太廉價了，而抄襲反而獲益良多：或者是學位證書，或者是課題資源，或者是社會聲望，或者是名利雙收。抄襲變成了一樁劃算的買賣，因為抄襲的成本太低了。抄襲的成本不外乎兩個因素，一個是被舉報和發(fā)現(xiàn)的概率，二是受處罰的效率和力度。而這兩個方面都需要建立在一個對抄襲零容忍的常規(guī)學術機制基礎上。可惜的是，我們恰恰缺少這樣一個機制。

　　耐人尋味的是，在通報會上，坐在臺下的黃慶竟走上主席臺喊“冤”。他的理由是，其博士論文是引用公開發(fā)行的教科書，這種引用是“理所當然的”，不算抄襲。一個堂堂的大學副校長，竟然對小學生都看得出來的抄襲行為百般抵賴，而且還是在專家組認定之后，實在令人汗顏。這里當然可以說我們的監(jiān)督機制對抄襲缺乏一個眾望所歸的鑒定標準，從而缺乏一個讓人望而生畏的穩(wěn)定預期，但更重要的，恐怕還在于“零容忍”的缺乏，以至于讓抄襲者游刃有余于其間。例子俯拾皆是，比如：廣州中醫(yī)藥大學校長徐志偉被教授聯(lián)名舉報論文抄襲，王顧左右而言它，說舉報者“別有用心要其下臺”；遼寧大學副校長陸杰榮抄襲一事被確認基本屬實后，對自身責任不置一詞，辯稱都是“學生為求發(fā)表找老師署名”……在這種情況下，黃慶或許真的感到“冤枉”：別人都能不了了之，怎么我就栽了？

　　于是，在抄襲零容忍不能成為常規(guī)機制前，總會有抄襲者心存僥幸，也總會有抄襲者心有不甘�！　”緢笤u論員 付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