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市場和社會力量、地方政府、學校、教師、學生、家長等利益相關方的實際參與，就難以制訂出一個讓大眾滿意的規(guī)劃綱要

　　教育公平作為突出的社會問題被越來越多的民眾關注，還是近幾年的事情。此前的相當一段時間，縈繞人們耳畔的教育主題詞多多，從“普及”、“跨越式發(fā)展”、“示范學校建設”，到“爭創(chuàng)世界一流”、“高校擴招”、“大學城崛起”等，教育領域“發(fā)展壓倒一切”的“光環(huán)”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現實中已經產生的教育公平問題。

　　2007年，零點研究咨詢集團曾就民眾的教育滿意度問題，在10個大城市、7 個小城鎮(zhèn)、8個縣的農村地區(qū)進行過5000多個樣本的入戶問卷調查，結果發(fā)現“教育公平”在諸多分類指標評價中分值最低，民眾對教育公平方面的改革期望，較為集中的是改善中小學“擇校熱”、堅守教育的公平性原則、提高農村教師隊伍素質。

　　一些教育專家指出，眾多家長深感切膚之痛的重點學校制度的事實上存在，對培養(yǎng) “人才”的片面追求產生了誤導：教育對“才”的關注日益取代對“人”的關注，造成教育最根本的樹人育人功能的旁落。在教育過程中，對少數優(yōu)異學生的關注取代了對大多數普通學生的關注，致使義務教育具有了本不該有的很強的競爭性、淘汰性、選拔性，其后果是篩選出一小批“尖子”時，造就了大量教育的“失敗者 ”。因此有學者指出，“人”在教育指導思想中的缺席，從根本上動搖了教育公平。

　　影響教育公平的政策淵源

　　在 2008年教育界對改革開放的全面回顧中，一批在教育體制改革之初十分活躍的教育家概括出90年代以來的教育有兩個特點，一是“發(fā)展大于改革”，二是“單純財政視角的發(fā)展”。其中，學校為彌補經費不足搞起五花八門的經營創(chuàng)收、政府千方百計解決拖欠農村教師工資之類的新聞，有著只屬于那些歲月的鮮明印記。

　　楊東平說，從那時開始農村在“跨越式發(fā)展”中基本普及了九年義務教育，高等教育大規(guī)模擴大招生八年，在校生規(guī)模差不多增加了五倍。政府的教育投入一直在相對較低水平徘徊，還能讓教育如此大發(fā)展，令很多外國人驚奇又羨慕。只是這種靠民眾墊錢和銀行貸款實現的教育數量規(guī)模上的“大躍進”，在某種程度上是以犧牲教育的品質——包括教育質量、教育公平為代價的。

　　說起教育不公平的由來，楊東平一再提到上世紀50年代確立的等級化學校制度。那是中國工業(yè)化初期，國家為集中力量辦好一小批重點學校，把基礎教育的功能定位在向上一級學校輸送拔尖人才。這個與義務教育理念截然不同的定位，自然把小學升初中以及初中升高中的考試變成了“小高考”。1986年實行義務教育制度以后，這種做法在理論上的合理性不復存在，因為義務教育是國家舉辦的面向每一個適齡孩子的強制性教育。然而至今，少數“優(yōu)質學�！迸c大多數普通學校甚至薄弱學校并存的格局仍沒有改變。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報告提出，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楊東平認為，這成為一個繼續(xù)深入推進教育公平的標志。對國家而言是理念上的一次變革。上世紀50年代開始，中國的教育奉行國家目標至上，視個人為實現國家目標的工具，為此個人的一切都可以改變乃至犧牲。如今，教育的兩種功能得以彰顯：既通過培養(yǎng)的人才興國，又使人全面發(fā)展、關照民生。對學校而言，則意味著構建一種全新的“以人為本”的教育，強調體現“以每一個學生為本”，即“一切為了學生，為了學生的一切，為了一切的學生”。同時教育需要人性化和個性化，所謂 “因材施教”。

　　據楊東平分析，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產業(yè)化”思路下，教育規(guī)律、教育價值被強勢的經濟話語、商業(yè)邏輯擠壓，均暴露出教育公平存在的突出問題。

　　——在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精英教育價值取向，將高等教育置于教育的重心，將城市置于資源配置的重心，傾向于維系城鄉(xiāng)之間、重點學校與普通學校之間、公辦教育與民辦教育之間的“二元結構”，這些誘發(fā)教育不公平的價值特征在如今的教育政策制定中仍具有極大的慣性。

　　——原本出自上世紀80年代經濟改革的“效率優(yōu)先”概念，未經論證就成為教育發(fā)展不容置疑的“硬道理”，從而在理論上模糊了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務的特定職責，以及義務教育主要是政府的義務的概念，在現實中則混淆了政府和市場、公辦教育和民辦教育的不同功能，將政府用納稅人的錢提供的“公共產品”變成民眾需要花錢購買的服務，架空了弱勢人群享受公共服務的機會和權利，加大了教育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