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軾先生說，“廉租房應該是沒有廁所的”。我不知道“應該”的意思是什么，是道理上的“應該”，還是中國國情的“應該”？

　　如果是道理上的應該，那就是廉租房有廁所，理論上不正確。如果是中國國情的應該，那就是廉租房有廁所，中國做不到。

　　道理上的應該，又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人道意義上的應該，一種是經(jīng)濟學意義上的應該。人道意義上的應該，重在人類與社會的倫理辨析；經(jīng)濟學意義上的應該，是把道德剝離出去的學理分析。這好像有些歪曲經(jīng)濟學，把道德因素當成一種雜質(zhì)清除出經(jīng)濟學，并不是經(jīng)濟學的公理，但在眼下，“經(jīng)濟學不講道德”確實有一定的共識色彩。

　　從人的需要上說，房子應該有廁所，這無須論證。從人道角度說，廉租房應該有廁所，這也無須論證。吃喝拉撒，是動物的生活需要，對人來說還涉及尊嚴、隱私、體面等概念。把人放到動物意義上考慮，需要有方便的廁所；把人放到人的位置上考慮，需要有能夠保持體面、尊嚴和隱私的廁所。

　　從經(jīng)濟學考慮呢？可能需要寫“廁所的經(jīng)濟分析”，這分析我寫不來，但我估計分析之下，中國的廁所數(shù)量應大大減少，至少是要進行結構大調(diào)整。一戶一廁，已是浪費；一戶兩三廁，是嚴重浪費，資源閑置；應該多建公廁，嚴控私廁，這才是合算的。對不起，不能進行“投入產(chǎn)出分析”，因為廁所實在無所謂產(chǎn)出，產(chǎn)出的是垃圾、問題、污染。

　　這樣，可以說方便的廁所之存在，本身不是一個經(jīng)濟學問題，而是一個文明問題、人道問題。廉租房，這也是一個無法從經(jīng)濟學上來解釋的事情，因為它不以賺錢為目的。廉租房的必要性，主要從社會學和人類學上去解釋。廉租房應該有廁所還是無廁所，當然也是一個社會學和人類學問題，在這方面，看不出廉租房不配備廁所有什么“應該”的。

　　道理上應該，但事情并不總是能按道理來啊。廉租房呢，似乎人民還沒有作出不要廁所的歷史選擇，那么要不要有廁所，應該主要只是有沒有錢在房子里面配置廁所了。

　　茅于軾先生如果從“政府無法支持廉租房有廁所”的角度立論，我想力量會大得多，“非不為也，是不能也”，只要大家看到廁所是多么不可承受的成本就理解萬歲啦。但不是，茅于軾先生說的是“這樣的房子有錢人才不喜歡”，他主要是為了避免有錢人喜歡廉租房，至于窮人是否也不喜歡，這不是他的問題。

　　這是一個奇談怪論。這個怪論，把怎樣關懷窮人的問題，變成了怎樣令富人厭惡的問題，廉租房的主旨是什么，變得莫名其妙了。因此它建議了一種故意讓人不適的廉租房樣式，有意降低住房救濟的水平。

　　這個奇談怪論不是一個人道方向的立論，但如果能有助于解決有錢人買走廉租房的問題，使忍心之策顯出一點好效果的附帶作用來，多少也還有一丁點的可取。然而，有錢人買不買租不租和喜歡不喜歡，是兩個問題。廉租房修得不宜居，總還是財產(chǎn)；無房可住的人，還是要到不宜居的房子里生活。房子再差，有錢人可以不去住，但買和租的欲望總還是有的，他可以買下來出租，可以租下來做二房東。廉租房不設廁所，房子仍可能被有錢人弄走不少，而獲得救濟的低收入者生活質(zhì)量則被人為降低。

　　讓廉租房落到低收入者的手上，辦法要朝管住有錢人混買混賣上想辦法，而不是做不宜人居的房子。 （特約評論員 劉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