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檻高、標準低、范圍窄、程序亂……國家賠償法的“不適”癥狀越來越明顯。

　　1994年5月12日頒布、1995年1月1日起實施的國家賠償法，出臺時被譽為“中國法治建設的里程碑”，它使合法權(quán)益受到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不法侵害的公民、法人，能夠獲得國家賠償，成為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quán)的重要體現(xiàn)。

　　然而十余年過去了，回頭看去，這個曾被寄予厚望的法律，施行之路可謂步履艱難，暴露出諸多不盡如人意之處：對國家賠償該確認的不確認、該賠的不賠、該執(zhí)行的不執(zhí)行，以至于賠償案件之少、賠償數(shù)額之低、獲賠之困難，成為屢遭詬病之弊。

　　“十多年來，很多老百姓根本進入不了國家賠償?shù)乃痉ǔ绦��！弊罡呷嗣駲z察院有關人士對記者說。

　　種種表象都說明一個問題：國家賠償法很有必要進行一次全面的“翻修”了。

　　記者了解到，目前國家賠償法的修改已經(jīng)列入立法規(guī)劃，有關方面正在加強調(diào)研，收集各方意見。

　　不過，記者在采訪中接觸到的法學專家和地方司法機關普遍反映，修改的步子有點慢，應盡快拿出來一個可操作、符合現(xiàn)實狀況的方案來。

　　擴大賠償范圍

　　不讓精神賠償“缺席”

　　發(fā)生在幾年前、轟動一時的陜西“處女嫖娼案”中的受害人麻旦旦，曾提出國家賠償申請，但500萬元精神損害賠償費的訴訟請求被駁回，只得到了違法限制人身自由兩天的賠償———74.66元。聽到這樣的判決，麻旦旦癱倒在法庭上。

　　蒙冤入獄11年、多次受到刑訊逼供、飽受磨難的湖北省京山縣殺妻冤案主人公佘祥林，卻得不到任何精神層面的賠償。

　　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為國家賠償法里沒有國家侵權(quán)精神損害賠償?shù)囊?guī)定。

　　行政法研究領域?qū)＜�、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主任應松年告訴記者，我國現(xiàn)行國家賠償法只規(guī)定了采用“賠禮道歉、消除影響、恢復名譽”的精神慰藉方式，“如果進行金錢賠償，則于法無據(jù)”。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楊小軍直言，國家賠償法側(cè)重于對公民、法人的人身權(quán)和財產(chǎn)權(quán)的保護，缺乏精神賠償?shù)膬?nèi)容，“處女嫖娼案”、“佘祥林案”觸及了這個盲區(qū)。楊小軍呼吁，將精神賠償納入國家賠償法成為該法修改的當務之急。

　　在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眼里，“帶有強制力的違法行為造成的精神侵權(quán)損害，比一般民事侵權(quán)行為更加嚴重，這種侵權(quán)通常會危及公民人身自由，甚至生命健康權(quán)，其精神上的痛苦、名譽上的損害，比一般侵害程度嚴重得多”。

　　“完全有理由也有必要對精神損害給予侵權(quán)賠償，在賠償數(shù)額上也要高于一般的民事侵權(quán)損害。”馬懷德說。

　　馬懷德提出了可行辦法：在國家賠償法第四章“賠償方式和計算標準”中增設專條對精神損害賠償進行原則性規(guī)定。該條文應當置于第二十七條和第二十八條之間，同時取消原第三十條的規(guī)定。

　　具體修改條文為：

　　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quán)或者因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缺陷，侵犯公民人格權(quán)利造成精神損害的，受害人有權(quán)獲得精神撫慰金。

　　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quán)或者因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缺陷，侵犯公民人格權(quán)利造成精神損害，但情節(jié)顯著輕微，未造成嚴重后果，受害人請求獲得精神撫慰金的，一般不予支持。賠償義務機關應當在侵權(quán)行為影響的范圍內(nèi)，為受害人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

　　因侵權(quán)致人精神損害，造成嚴重后果的，賠償義務機關除應當為受害人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外，還應根據(jù)受害人的請求賠償相應的精神撫慰金。

　　“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否能獲得精神損害賠償比實際損害賠償還重要。比如確有這樣的案例，當事人自己一點罪都沒有，就被抓起來關在監(jiān)獄里十幾年。設身處地想一想，這個精神損害有多大？所以，用適當?shù)慕疱X給予精神賠償，完全應該�！睉�松年說。

　　應松年認為，現(xiàn)實中，公民的人格尊嚴受到侵害的事件仍在不斷上演，為更好地保護公民的人身權(quán)利，在國家賠償法中增加有關精神損害賠償?shù)膬?nèi)容符合憲法原則的基本要求，對于保障憲法的實施，體現(xiàn)憲法保障民權(quán)、控制國家權(quán)力的宗旨也會起到積極作用。

　　記者通過采訪了解到，法學專家們普遍認為，現(xiàn)行國家賠償法規(guī)定的行政與刑事共16項的賠償范圍顯然過窄，有些刑事賠償免責規(guī)定竟成了一些部門規(guī)避賠償責任的“擋箭牌”。

　　比如，“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虛假供述”而被羈押或者被判處刑罰的，國家不承擔賠償責任。但在實踐中，有些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招供”是刑訊逼供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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