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在四川綿陽九州體育館受災民眾安置區(qū),兒童在節(jié)日為志愿者帶上紅領巾。 中新社發(fā) 杜洋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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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jīng)書面授權)
博導、醫(yī)生、海外華人、律師、董事長、農(nóng)民工、學生……他們都是志愿者。幾十萬人迅速集結到四川,形成了不容忽視的力量。
志愿者人數(shù)的大規(guī)模增加,是公民社會逐漸形成的標志之一。如果某些地方政府僅僅是簡單表示“不歡迎”,公民社會中“合作管理社會”的標準就難以達到
本刊記者/蔣明倬(發(fā)自成都)
從“5·12”地震到今天,四川災區(qū)究竟出現(xiàn)了多少志愿者,沒有人可以統(tǒng)計清楚。僅僅有登記的志愿者就已達20余萬;還有非常多的志愿者,沒有通過任何組織就直赴“前線”。
這是一次公民志愿服務意識在災難面前的空前高漲。而在災后,中國將面臨一個新的問題——中國的公民社會逐漸形成,公民志愿意識逐漸覺醒,政府部門和各種社會組織如何引導這股新的力量?
“我們都是志愿者”
“我最初看到他們也是很驚訝。以前,還以為志愿者都是大學生!北本┘t十字會副會長孫碩鵬帶領999救援隊,趕赴綿竹實施醫(yī)療救助,在途中“撿”到3個志愿者,其中一位女士是河北省邯鄲市的骨科醫(yī)生,另外兩個是從河南來的夫婦倆,也都是醫(yī)生。他們跑到災區(qū)出力,卻不知道找哪個部門,碰到孫碩鵬就跟著來了。
都是40多歲的人,根本不是人們想象的那種空有一腔熱血的年輕人,到了災區(qū)就是想能做點什么,“邯鄲那個女醫(yī)生,在單位請了假,也沒敢跟自己丈夫說,丈夫膽子小,怕他擔心,就偷偷地一個人來了!睂O碩鵬說。
孫碩鵬跟他們在一起呆了十幾天,都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我們都是這樣子的,一起吃,一起睡,還可能住一個帳篷,但是彼此可能很久都不知道名字。我們都是志愿者!惫粬|,奧運場館鳥巢的建設者,帶著自己的施工隊跑到成都來,“錢我也捐了,就還是想到四川來做點什么。”
在任何一個災區(qū)現(xiàn)場指揮部的前面,都會停著一些私家車,車主在車前貼一張紙,寫著“志愿者”,直接等在那里幫政府往災區(qū)運送物資。如果災民要從救助點返家取東西,他們也會免費載著去。
還有一些志愿者是看不見的。他們在指揮部留下電話,用人或者用車,隨傳隨到。
在任何一個組織的物資捐贈點、物資發(fā)放點、災民救濟中心、政府的救災指揮中心、紅十字會的辦公地點,甚至是去重災區(qū)的途中、救援的現(xiàn)場……災區(qū)的任何的一個地方,甚至那些需要徒步才能進入的地方,都會看到志愿者,大量的志愿者。
“人員構成也非常復雜,有海外華人、醫(yī)生、律師、公司的董事長、博士生導師、農(nóng)民工、學生……”四川省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張波幾乎遇到了各種身份的人,他們從中國各個地方趕來,還包括國外的。
一些受災者也加入了這個行列。地震發(fā)生日,《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遇到了家在汶川、被阻隔在成都的大四學生楊紅。當?shù)弥胰似桨埠,“我突然覺得找不到方向了,給所有認識的人打電話,想知道這時候大家都在做什么。”她說。就這樣,這個大四女孩成了志愿者,在紅十字會幫忙統(tǒng)計、搬運物資。而在一些被滑坡隔斷的山路上,有些村民也充當了這角色,用自己的農(nóng)用車“擺渡”往來人群。
“這樣的災民很多,受災后,沒有了家,沒有了工作!彼拇t十字會的一位人士說,“那是一種平安后報恩的感覺!
他們難以理解的“公民社會”
志愿服務最先起源于19世紀初西方宗教團體的慈善服務,逐漸變成一種精神上的美德而被保留。大約15年前,它舶來中國,而汶川大地震如同催化劑讓志愿者迅速成長——不僅數(shù)量上驟然增多,服務由原來的被組織性完全轉變?yōu)橹鲃訁⑴c。雖然他們看起來好似一盤散沙,但幾十萬人迅速集結到四川,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
某種程度上,志愿者人數(shù)的大規(guī)模增加,是公民社會逐漸形成的一大標志。
“公民社會”——也稱為市民社會,這一概念來自于西方啟蒙時代個人主義的理念。盡管很多理論和說法各有不同,但它基本上都強調(diào)了一個獨立于國家或舊的宗族的個人行動自治空間的存在。“公民與政府的良好的合作,政府與公民合作來管理這個社會!敝醒刖幾g局副局長、著名學者俞可平這樣評價公民社會的實質(zhì)。
但汶川大地震的志愿者,大部分人并不知道這個概念!澳阏f什么?”這是多數(shù)志愿者面對“公民社會”的第一反應。
“我只知道我的家人都還活著,我已經(jīng)是很幸運了!睏罴t說,“大家都是受難者,互相扶持吧,也有同病相憐的感覺。”
“可能也只有國難當頭的時候,才能自發(fā)地匯聚這么多人的力量。平常,你哪兒見過中國人這么齊心去幫助別人?”來自貴州的退伍軍人志愿者曉陽認為。
另一位叫林立的志愿者表示:他聽說過“公民意識”,但并不在意——提煉概念是學者們的事情。
災區(qū)需要哪些人?
突然勃發(fā)的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一方面積極推進了救災工作的展開,同時也讓社會管理者們稍感措手不及。
地震后,不僅大量的具有特殊技能的志愿者涌向災區(qū),“那些熟悉地形的登山隊、洞穴救援者、醫(yī)護人員、救助人員對于救援工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時一些沒經(jīng)過任何準備、沒有特殊技能的人也涌入災區(qū),既不知道找哪個部門聯(lián)系、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些什么。
什邡市委書記震后幾天就表示,我們不再歡迎志愿者的到來。
什邡是受災比較嚴重的地區(qū)之一,泥石流和塌方經(jīng)常造成道路的中斷,在通往紅白等鄉(xiāng)鎮(zhèn)的道路就經(jīng)常中斷,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救援的重型機器幾天以后才能運進去,救援壓力非常大。很多志愿者聽說了紅白災情嚴重,就驅車前往紅白運送物資。
大多數(shù)的志愿者都沒有歸屬于政府的任何一個部門或者任何社會組織,完全是個人行為。有的開著QQ車,拉著兩三箱水就往山上開了。
大量的志愿者都往山上去,使得本來就不暢的交通更為艱難,16日、17日,擁堵情況非常嚴重,在某些路段,可以堵上半個小時。
“最后只能通過設路卡,有通行證才能經(jīng)過的方式來控制這種情況!碑?shù)刂笓]部的人說。
另一些滿懷熱情的人受到了冷落。曉陽從貴陽開了近10個小時的車,才趕到災區(qū)。但所有人都在忙碌,沒人安排他的工作。這個退伍老兵抱著兩箱方便面站在什邡街頭很長時間后,把紙箱狠狠砸在地上。
即使是那些具有一定專業(yè)技能的志愿者,隨著國家救援力量的到位,也逐漸發(fā)現(xiàn)自己的駐留似乎沒有什么價值。
2007年從醫(yī)科大學畢業(yè)的姜曉磊,原以為自己的專業(yè)可以在災區(qū)派上用場,特意向單位請假,坐飛機趕到成都,又組織一撥具有醫(yī)學技能的人成立了小分隊,自費為他們提供住宿。沒幾天他就發(fā)現(xiàn),當?shù)厮坪醪⒉蝗狈︶t(yī)療人員。他們也進不了災區(qū),只能原地待命。
5月21日,他做了一件他自己認為在災區(qū)做的最有意義的事情,在下榻的酒店逐個敲開房門,告訴每一個志愿者:“災區(qū)已經(jīng)不再需要我們,我們的存在只能浪費災區(qū)的資源,成為負擔!
到底災區(qū)還需不需要志愿者?如果需要,又是什么樣的人?
“當然不能說不需要,目前我們還缺少心理援助人員,希望有受過專業(yè)訓練的志愿者來對災民進行心里救助!彼拇ㄊ〖t十字會救援培訓中心于建瑋主任說。
組織化前路漫長
有評論認為,因為志愿者存在問題就簡單粗暴地趕走他們,是對人的情感和關注社會的熱情的傷害。當公民志愿意識已被完全激發(fā)出來,如何把它對接到原有的救援體系中,成為考驗政府管理水平的難題。
志愿服務和志愿者行為,從本質(zhì)而言是一種非政府行為。在中國公民社會尚有待成熟的條件下,政府開放社會組織,讓它們承擔對志愿者的培訓和引導。讓志愿者通過社會組織參與到抗災行動中,是汶川地震的啟示之一。
以往,對青年志愿者的發(fā)動都是靠團委,但這個機構并不能對他們進行有目的、專業(yè)性的培訓,也不可能進行日常化管理。一旦遭遇突發(fā)災害性事件,這些志愿者往往起不到實質(zhì)性作用。而對于紅十字會——這種人員編制少、災害到來時需要大量志愿者的團體來說,平時更應該加大志愿者的培訓力度。
在災區(qū),一個非常明顯的趨勢是,越是第一時間能主動和各級政府、指揮中心或者紅十字會聯(lián)系的志愿者,越容易發(fā)揮自己的作用。
地震當晚,由于都江堰救援現(xiàn)場有大量傷員,成都市交委通過當?shù)仉娕_,向社會呼吁到都江堰搶救傷員。
消息發(fā)布不到10分鐘,上千輛出租車趕往都江堰免費接傷員。13日凌晨的都江堰城區(qū),大雨如注,一片黢黑。但在都江堰入口的公路上,密密麻麻地布滿了成都出租車。閃著應急燈的汽車匯流成河,映紅了都江堰因停電而漆黑一片的街區(qū)。(文中曉陽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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