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賣手印”能賺錢,安徽省小崗村村民嚴金昌的手印比很多干部的都值錢。

　　30年前,嚴金昌在曾經推動了中國農村重大變革的“分田到戶”的秘密協(xié)議上摁下手印,那份協(xié)議現(xiàn)在成了價值連城的珍貴文物。

　　兩年前,嚴金昌摁了另一份“手印”。

　　他和十幾戶農民一起,以每畝500元的價格把自家的兩畝土地出租給一家上海養(yǎng)殖公司,發(fā)展規(guī)模養(yǎng)殖,年終參與分紅。

　　或許要過些年頭,才能顯出嚴金昌這個“手印”有多值錢。但是兩個手印之間近30年的時空穿梭,本身已足以在中國史冊上金光閃閃。

　　對于中國土地制度改革來說,當年小崗村民摁手印時的那種石破天驚,已經難再復制。因為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前后的年頭,向著土地的求索和突破,正在中國各地進行著,一個個“手印”的背后,是向著改革破勢深入的思考的頭顱。

　　比起思想線路的風云變幻之爭、國企改革的巨額資產流轉悲喜劇,農村一畝三分田上的規(guī)劃格取,往往顯得枯燥無味,但是不直面大地的緘默,便無法聽到大地的轟鳴。

　　展開一張“中國新土改地圖”,我們仿佛在大地上看到兩個溝壑分明的大字———改革。

　　后來,小崗村又發(fā)生了什么

　　和嚴金昌一樣把土地租出去的農民,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則接受了這家上海公司的反聘,成為企業(yè)員工,每人每月領取600元左右的工資。

　　今年65歲的嚴金昌也接受了公司聘用。不僅如此,因為養(yǎng)殖經驗豐富、具有一定號召力,他還被提升為這個占地200多畝的現(xiàn)代養(yǎng)殖場的管理者。

　　“年薪、土地租金,再加上年終分紅,這可比一年到頭種地劃算得多。糧食種得再好,一年的收成也不會超過1000元。”這位30年前領頭實行分田到戶、自主生產的老農現(xiàn)在成了土地集中流轉、發(fā)展合作經濟的積極倡導者。

　　他說,小崗村耕地面積大約2000畝,其中60%目前出租流轉被集中起來用于發(fā)展蘑菇、花卉、葡萄規(guī)模種植及家禽養(yǎng)殖等。

　　這種集中利用土地、實現(xiàn)規(guī)模經營的新型合作經濟給當?shù)剞r民帶來了實惠。2007年,小崗村人均收入已達6000元,而當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是4140元。

　　故事背景板又放在小崗村,并不是因為“改革的習慣”這一浪漫原因。和當年一樣,一切關于土地的改革,都來自關于土地的窘迫。

　　度過當年“小崗改革”帶來的農業(yè)黃金期后,隨著上世紀90年代城市化的發(fā)展,小崗村也面臨著農村勞動力、土地、財政資金大量流入城市的問題,加上農村各種稅費、提留統(tǒng)籌等負擔加重,農村發(fā)展進入“低迷期”。

　　“最近幾年,農資價格不斷上漲,咱農民更加看清了一家一戶的小生產不能致富,”嚴金昌說,“發(fā)展規(guī)模經營、實現(xiàn)產業(yè)聯(lián)合是大勢所趨�！�

　　安徽省三農問題專家何開蔭說,隨著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農村成片土地拋荒、閑置,水利等農田基礎設施年久失修,這些因素也推動了土地的合理流動。

　　爭議再度“找到”了小崗村。

　　有人說,認為將土地重新集中,是倒退到了計劃經濟模式。

　　對此,村委會主任關友江說,村民們由當年打破集體模式“單干”到重新組織起來,不是開歷史倒車,而是“分田到戶”模式的延伸。和30年前一樣,今天的改革同樣是為了摸索致富之路。

　　“與計劃經濟時代的強制行政手段完全不同,小崗村今天的改革是建立在農民自愿的基礎上,尊重農民的自主權。而且,村集體沒有收回土地的承包權,租借合同一旦期滿,土地仍將歸還每家每戶,土地權益最終還是農民的�！蹦暧饣�甲、曾經也是“分田到戶”帶頭人之一的關友江說。

　　“發(fā)展農村經濟有很多路可走。小崗村還在摸索,希望找到一條最適合自己的道路�！毙�崗人說。

　　山東寧陽,福建三明……記不住這些名字,請記住土改新探索

　　同樣的探索在中國的土地上進行著,這些探索長著各種各樣的臉孔,甚至順延著各種各樣的理論路徑,但是有一個相似的關鍵詞:土地流轉。

　　在山東省寧陽縣,這個并不特別出名的地方,人們探索著建立起“股份+合作”的土地流轉路子和“底金+分紅+勞務收入”的土地流轉分配方式。

　　具體來說,就是農戶以土地經營權為股份共同組建合作社,按照民主原則對土地統(tǒng)一管理,不再由農民分散經營,而是掛靠龍頭企業(yè)進行生產經營。當然最關鍵的還是錢怎么分,合作社按土地保底和按效益分紅,年度分配時,首先支付社員土地保底收益每股(畝)700元,留足公積公益金、風險金,然后再按股進行二次分紅。

　　具體到農民田修屯身上,這些繞口令般的規(guī)則變得鮮活起來。

　　田修屯說:“俺一家有五畝承包地,土地流轉前主要種植小麥和玉米,由于種植糧食季節(jié)性強,拴人拴得很死,三個勞力都用在伺候種糧上。算下來,五畝地每年純收入也不過2400多元,刨去婚喪嫁娶、人情往來,日子過得非常緊巴。”鄭龍村有機蔬菜合作社成立后,田修屯將四畝承包地作股份加入,僅底金收入、分紅和他在本村打工取得的純收入就有8300元。此外,通過土地流轉,田修屯的兒子、兒媳兩個勞力從土地上解放出去,到青島打工。去年,兩個人打工的勞務收入在6萬元以上。

　　而在溫州,人們在土地改革上,似乎看到溫州人造皮鞋和“炒房團”那樣的智慧。

　　“有地不種,想種沒地”的問題同樣困擾著作為市場經濟活躍地區(qū)的溫州。溫州農戶把承包田有償轉包給大戶集中經營,模式包括招投標式轉包、“中轉站式轉包”和“中介機構合同轉包”等三種。作為溫州土地流轉的主要模式,目前種糧大戶轉包模式承擔著全市40%以上的早稻生產任務。

　　而在福建三明市,針對農戶因缺乏可供擔保財產導致融資難問題,該地農村信用社從2006年起探索開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業(yè)務,目前全市農信社累計已發(fā)放該類貸款318萬余元。

　　在甘肅,該省首個土地股份合作社———甘肅省慶陽市寧縣民生農民專業(yè)合作社近期正式在工商部門登記成立。

　　而首都北京的動作更引人注目。

　　上月,從北京市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上傳出,北京擬借鑒天津的“宅基地換房”模式,推行集體土地流轉試點工作。北京市副市長趙鳳桐表示,北京目前正在進行對農村宅基地、集體土地流轉的政策研究。

　　而借鑒天津的“宅基地換房”的做法,結合北京實際情況,在城鄉(xiāng)接合部地區(qū)進行探索的舉措,正是由市委書記劉淇、市長郭金龍批示的。

　　山東寧陽,福建三明……這些名字現(xiàn)在遠不如小崗村般響亮,未來也未必響亮。但是在鮮亮的“改革劇場”之外,這樣的“無名市”、“無名縣”都在進行著踏實的探索。而每個將改革向前推進的努力,都應得到尊重。

　　同樣,在鮮亮的“改革劇場”外,除了漂亮的數(shù)字和經驗,也有黯淡者。比如不少地區(qū)的土地改革遭遇叫停,甚至遭受處分。而全國政協(xié)常委、農業(yè)部官員錢克明此前說,成渝城鄉(xiāng)統(tǒng)籌綜改區(qū)進行的試點,尤其是備受關注的土地流轉政策探索,由于尚無成功經驗,將難以在三中全會后作為范例在全國推廣。

　　但無論鮮亮抑或黯淡,每個探索都是踩在中國土地上的深重腳印,改革開放30年后再出發(fā),我們必須善于在這些看似凌亂的腳印中,找出一條通往未來的可行之路。(楊智昌胡念飛鐘欣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