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08年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的日子。昨天下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同志在北京國貿(mào)中心舉行了一場精彩的篆刻與《突圍》講座。

　　一則故事，一幀圖片，一方印章，一段歷史。本報（北京晚報）作為惟一受邀地方媒體，與這位76歲的老人、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全程參與者、執(zhí)行者和見證者一同開啟時光隧道，重溫國門初開的激蕩歲月。

　　1978年

　　春天做件襯衫

　　讓11月來取

　　那時，一般干部和知識分子出國的機會很少，出國的服裝都是借的。一些有外事活動的單位，集體做幾套服裝，像道具一樣，誰出國或有外事活動就誰穿，回來后立即歸還。對穿衣來說還不只是衣料限量問題。由于當時成衣的尺碼檔次很少，很難買到合身的衣服，因此除了自己縫制外，主要靠到裁縫店去做。但那時到裁縫店做衣服也并非易事，我就有過這樣一段遭遇。

　　1978年的初春，我需要買一件夏天穿的短袖襯衣，在北京一連跑了七家商店，竟然買不到一件合適的。夫人建議說：“別再跑了，還是買塊料子找個裁縫店去做吧�！庇谑俏覀冑I了一塊仿綢料子，去找個地方做。誰知從西單找到甘家口，都說他們做不了。原因是說我是特殊體型，他們只能做標準體型的。這使我非常納悶，我真不知道自己的體型“特”在哪里。想來想去無非稍微胖一些，可對一個四十多歲的人來說，胖得并不過分。這時真感到非常無奈。

　　沒有其他辦法，只好繼續(xù)“奮斗”，鍥而不舍地再去找。到了四道口，終于找到一家說可以做的裁縫店。裁縫師傅量好了尺寸，我便問他什么時候來��？回答說11月。這使我著實吃了一驚，心想做這么一件衣服怎么會要大半年的時間呢？便同他商量說：“能不能請你們幫忙趕一趕。”他很干脆地說：“不行。你看，我們就這么幾個人，接的活兒都快要堆到屋頂了，怎么做得過來呀？”我一看，他說的也確是實話，便向他建議說：“既然活兒這么多，為什么不多找?guī)讉�人呢？”“多找?guī)讉�人，您說得倒輕巧，您是勞動局長嗎？”我方才恍然大悟，才想起增加勞動指標不是那么容易批的，只好要回衣料繼續(xù)去碰運氣。

　　兜了一個大圈子后，到了王府井東安市場，在市場的西北口有一家綢緞店，店內(nèi)掛了一個可以做衣服的橫幅，他們說可以做，但同時營業(yè)員指著那橫幅，讓我看一看。我抬頭仔細一看，那紅布上粘的白紙剪的字是：“三級服裝加工部”。我不懂是什么意思，他解釋說：“就是加工技術(shù)水平低，也就是說做壞了不賠”。這種“坦率”真叫人哭笑不得。量好尺寸，辦好手續(xù)，取衣的時間也還算說得過去�？偹銕е�“天無絕人之路”的感覺高興地回家了。

　　約定的取衣時間到了，先后去取了兩次，都說還沒有做好。按照第三次約定的時間去取，結(jié)果衣服大得像日本人穿的和服，還有在口袋、袖口和下擺縫的線條全都是波浪形的，很難看。誰知他們不但無一點歉意，還理直氣壯地說：“我們早就告訴您，這里是‘三級服裝加工部’，做壞了不賠，您硬要在我們這里做，現(xiàn)在又埋怨我們做壞了�！甭犃怂麄冞@番話，我自知“理虧”，只好拿著這件實在不能穿的衣服，頹然走出這家“三級服裝加工部”。

　　1979年

　　建國飯店為何

　　只有四層半高

　　我國第一批中外合資的涉外酒店的建立也經(jīng)歷了艱難的歷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港澳同胞、海外僑胞和外國人士紛紛來到我們這塊封閉多時的大陸。1978年接待入境的人數(shù)達到180多萬人次，超過以往20年的總和。1979年又猛增到420多萬人次。但當時北京勉強符合接待外賓標準的飯店床位只有1000張左右。

　　許多外國客人一下飛機，往往無法立即安排住宿，而是被拉到景點去游覽，或者被安排在飯店大廳、機場坐等，直到有了空床位再安排入住飯店。有些游客到北京時實在無處下榻，只好先被送往郊區(qū)、天津，甚至用飛機空運到南京、上海等地。

　　住宿難問題已經(jīng)影響到我國對外開放的形象，也引起了黨中央、國務院的重視。鄧小平同志1978年10月9日指出：“利用外資建旅館可以干嘛！應該多搞一些點。昆明、桂林、成都都可以搞，一個地方設一兩千個床位�！痹谶@樣的大背景下，被譽為“敢于吃第一只螃蟹”的北京建國飯店項目浮出水面。

　　與美方投資人陳宣遠的談判進展得很順利。當了解到以往談判中，中方皆因有人怕吃虧而未成功時，陳宣遠表示：“我看這樣，我們擬訂合資方案，要按讓國內(nèi)各方面能夠接受的條件來辦。我的目的就是一個，盡快在北京辦成中國第一家合資飯店�！彪p方最后議定：各投資1000萬美元建設建國飯店，其中外方占49%的股權(quán)，中方占51%的股權(quán)，雙方合作10年，10年后，中方只需花1美元就可購買外方所有股權(quán)。

　　經(jīng)過細致比較，地段決定選在建國門外大街，飯店擬建20多層，占地面積一萬平方米。但是建國飯店所選地址后面是國務院某部門的宿舍區(qū)，居民不同意，說遮擋了他們的陽光。最后商定在有宿舍的一方只建四層半樓房高，保證該部門居民所說在全年日照最短的冬至那天，陽光都能照到他們的一層窗戶。在無宿舍一邊，也只建九層樓高。建國飯店1980年6月破土動工。但是該部門的一些干部家屬又稱，在這里蓋房擾民，工地上白天豎起的籬笆，晚上就被偷偷破壞，攪拌機也被掀翻，工程無法進行下去。

　　主抓這個項目的同志只好起草一份報告報送中央。報告送交到鄧小平同志手里，他看完后在上面批示：“有理也不得取鬧，何況無理？！”當即就讓秘書傳達下去，這才使工程得以順利進展。

　　建國飯店破除重重阻力，于1982年4月順利竣工。飯店引入國際先進的管理經(jīng)驗，實行“垂直領導，層層負責，分工合作”，把坐著服務變成站著服務。1984年7月，國務院發(fā)文在全國推廣建國飯店的管理方法。

　　主編：依旺 辛宏

　　15

　　1980年

　　一家企業(yè)稅收

　　特例定格在24%

　　北京迅達電梯在談判時，還遇到一個差一點無法進行下去的難題。

　　那時，我國的電梯質(zhì)量差是有名的。我在訪問巴基斯坦時就親身領教過國產(chǎn)電梯質(zhì)量，一次是關在電梯中出不來；另一次是當我正跨進電梯門時，門突然猛地一關，夾住了我的胳膊。當時為這種產(chǎn)品質(zhì)量深感羞愧。因此電梯已成為一個人見人罵的“老大難”問題。在這個背景下，1980年，作為我國第一批中外合資企業(yè)的北京迅達電梯公司開始了合資的談判。

　　談判一開始就卡了殼，外方問企業(yè)的所得稅率是多少？而當時不要說所得稅率是多少，就連涉外企業(yè)的所得稅法還沒有呢。我方代表說，現(xiàn)在還沒有法律規(guī)定，等將來立法后，按法律規(guī)定辦。反正《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jīng)營企業(yè)法》已規(guī)定，合資企業(yè)可享受兩年免征所得稅，以后3年還享受減半征收的待遇，全部征稅是5年以后的事，來日方長，總不會讓你們吃虧，請放心吧。

　　誰知這番充滿誠意的話，并未說服對方。他們堅持要解決這個問題后才能簽合同，理由是如果不知道所得稅率是多少，就無法測算投資的中長期回報，也就無法對項目的可行性作出評估。

　　雙方僵持不下，談判只因這一個問題而擱淺，也未免太可惜了。況且這個電梯項目不但有為中外合資開辟道路的重要性，更有引進先進技術(shù)改造老企業(yè)的迫切性。在相持不下的情況下，當時的國家外資委商請全國人大法工委同意，用國家外資委與有關部門內(nèi)部商定的24%的企業(yè)所得稅率與外方談判，經(jīng)雙方商定后寫在合資合同中。

　　合同經(jīng)政府批準后，如以后頒布的法定稅率高于24%，對迅達電梯公司仍按24%征稅；如低于24%，則按新的稅率征稅。因此，雖然以后頒布的中外合資企業(yè)所得稅法規(guī)定稅率為33%，而對迅達電梯公司一直仍按24%稅率征收所得稅。

　　“在鄧小平同志設計的改革開放道路上，我一直工作到退休。不覺間，幾十年過去了。”在昨天講座的尾聲，李嵐清同志深情地回憶道：“最令我難忘的是，有一次鄧小平同志當面對我說，‘必須改革開放。不改革開放，死路一條！’我把它看做是對我們這一代人的政治囑托，也是我畢生的座右銘和思想行動的指南。”

　　記者 辛宏

　　本文內(nèi)容根據(jù)李嵐清同志的講座及《突圍》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