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共和國》是一本介紹美國治理工業(yè)事故歷程的書，美國的經驗被濃縮于這樣一句話：防止鐵路事故的最好辦法就是將公司董事捆綁在每輛火車的車頭處。那么中國治理礦難呢？最好的辦法也許應該是讓煤老板們全天候地住在井下。

　　三年時間，山西換了四任省長，臨汾市也換了四任市長。一方面固然顯示出問責制度的頗見成效，另一方面則更有“晉官難當”的無奈。 這個尷尬格局，究竟是嚴格問責制度之禍，還是從另一個角度凸顯了礦難事故近乎無解之困局？

　　趨利避害原為人之本性，官員亦不例外。一些網友挖苦“無人愿任臨汾市委書記”是因為想撈油水又怕擔責，還有人指責官員有利益就搶、有困難就躲，我倒是有點想為官員們喊冤。站在常人角度來理解，既然選擇了從政，誰人不想有個好的前程？更何況，臨汾前任官員多因突發(fā)礦難事故而去職，基本可以算是“一票否決”，誰敢保證自己去了臨汾，就能不讓“遍地是煤窯”的臨汾出事故？有網友推薦讓仇和去干，可即便慣有“鐵腕治理”之名的仇和去了那里，恐怕也很難斗過說來就來的礦難吧？

　　毋庸諱言，走馬燈式的換地方官員，無論對于治理礦難，還是對于當地發(fā)展，都無任何益處。甚至于到后來，那些因礦難事故而去職的官員，可能都不會存有問責制度之下的失職愧疚感，相反他們可能會感覺很泰然，因為誰來了差不多也都是這個結局——引咎辭職也好，問責免職也罷，似乎已經成為一種純程序性的東西，不再含有任何褒貶懲戒之意。這倒讓我們一直贊譽的問責制度有些尷尬了：出了事故不問責當然不行，可問責吧，除了換個新官上任以外，似乎根本達不到問責效果，因為礦難事故仍然無有盡期。

　　單純對政府官員問責免職顯然不是治理礦難的有效辦法，對于治理礦難事故來說，僅靠一地官員之“奮發(fā)有為”、“勵精圖治”恐怕根本不夠。即使給臨汾“空降”了一位有魄力的地方官，要為近乎無解之礦難求解，無論在權力空間和背景資源上都遠遠不夠；更何況，決定他能否把官帽戴穩(wěn)的因素之中，運氣比魄力可能更重要。“無人愿任臨汾市委書記”讓我們真實看到一條腿走路的問責制度的無力和尷尬，并呼喚我們及早去尋求另一條更高層次的法制之腿。

　　《事故共和國》是一本介紹美國治理工業(yè)事故歷程的書，美國的經驗被濃縮于這樣一句話：防止鐵路事故的最好辦法就是將公司董事捆綁在每輛火車的車頭處。那么中國治理礦難呢？最好的辦法也許應該是讓煤老板們全天候地住在井下。要將他們從奢華的生活和暴利的財富中驅逐出去，讓他們所有的利益都集中在井下，讓他們真正成為預防事故的第一關注者，主動以嚴格的專業(yè)管理和極高的安全設施投入來捍衛(wèi)自身的利益。當前我們最需要的，應該是從事故立法的高度真正建立起現代工業(yè)事故的懲處和賠償體制，讓有能力預防事故的眾多“煤老板”們真正承擔起事故的成本，不僅是民事的，更是刑事的。(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