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爹爹要我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師

　　1953年，我畢業(yè)回國參加工作。剛回國，我的第一個孩子就出生了。兩個月的產假剛滿，爹爹就催我去上班。我被安排在北京師范大學俄語系工作。由于教學經驗不足，我遇到了許多困難。爹爹充滿關愛地說：“我們都是搞社會主義革命的，也要互相幫助嘛！孩子就放在我這里，你安心地去工作好啦！”

　　爹爹曾不止一次對我說：“我們國家現在非常需要建設人才，你所從事的正是一項非常偉大的事業(yè)，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師，是爹爹對你的期望�！闭�是爹爹的鼓勵和嚴格要求，注定了我勤勉從教的一生。

　　上世紀50年代后期，爹爹退居二線。他帶頭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到基層去，到群眾中去，開展調查研究。20多年中，除臺灣、西藏、寧夏外，他幾乎走遍了祖國的山山水水。每次視察回來，他都認真給中央寫調查報告，提出意見和建議。爹爹一生行伍，時間觀念極強。1976年6月21日，他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澳大利亞總理馬爾科姆·弗雷澤。他像往常一樣提前20多分鐘等候在會見大廳。因為會見時間推遲，爹爹沒得到通知，在開放冷氣的房間里等了近1小時。90高齡的爹爹由此引發(fā)感冒，又轉為并發(fā)癥，兩周之后，他就離開了我們。

　　1986年，我離休了。一天，康媽媽和我聊起一個話題：大批復轉軍人回到地方后，如何更快地適應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于是，我與幾位老同志商量，決定辦一所軍地兩用人才學校。

　　辦學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沒有啟動資金，沒有辦公設備，沒有教師……十幾年中，我接受了兩次大手術，糖尿病引起的白內障又使我近乎失明。但是為了繼承爹爹的遺志，繼續(xù)教書育人，我與老伴聯(lián)合幾位老同志不懈努力，學校辦起來了。我們不僅創(chuàng)辦了有完整教學體制的學院，還在全國建了20多所分校和輔導站。多年來，學院培養(yǎng)了8萬多名合格畢業(yè)生。

　　3 爺孫輕裝去京郊與農民隨意攀談

　　身為共和國的元帥，爹爹的生活始終艱苦樸素。他用的一個澡盆比較高，進出很不方便，容易出危險，中南海行政管理部門幾次提議給他換個新的，他說什么也不同意。最后，趁他生病住院，才請人重裝了一個新澡盆。但爹爹一天也沒用上，就和我們永別了。

　　爹爹多次說過：“我不要孝子賢孫，要革命事業(yè)的接班人！”他直到臨終前，還諄諄囑咐我們“要做無產階級”。

　　1969年，我的大兒子劉建初中畢業(yè)。他熱情很高，一定要和同學們去黑龍江農場插隊。我有些不放心，周圍許多人也問劉建：“你爺爺是解放軍的總司令，為什么不去當兵，哪個部隊能不要你？！”當孩子征求爹爹的意見時，老人家非常支持孩子的選擇：“中國是個農業(yè)大國，7億人口中，6億是農民，不了解農村，不了解農民，就不懂得革命�！�

　　在黑龍江雙鴨山農場，劉建被分配去養(yǎng)豬。16歲的他，挑不動豬食，常把泔水灑在身上。他泄氣地給家里寫信，說是想調回北京。爹爹知道后，提筆給他回信：“遇到一點小小的挫折，就想打退堂鼓，正說明你非常需要艱苦生活的磨練，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培養(yǎng)起對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

　　說來也巧，當時我丈夫劉錚在外交部江西干校也當了“豬倌”。爹爹聽說后很高興，提議讓他們父子來一個南北競賽，看誰的豬養(yǎng)得肥，養(yǎng)得壯，看誰對國家的貢獻大。

　　爹爹去世的前一年，他還帶著我的孩子們到京郊農村去走走。那天，他們爺孫乘上一輛普通的小轎車輕裝出發(fā)。在田埂邊，爹爹席地而坐，很隨意地與老鄉(xiāng)攀談。北京郊區(qū)的農民見多識廣，聽著爹爹濃重的四川口音，看著他笑容可掬的神情，有的老鄉(xiāng)說：“我怎么看您老像朱總司令啊？”爹爹酣暢、爽朗地笑了。

　　當兵的經歷對青年人的成長同樣是非常必要的一課。在五六年里，我的5個兒子先后到部隊當兵，分散在天南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