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wǎng)2月4日電 香港《大公報》4日刊文說，中國智庫盡管成果斐然，但無論在規(guī)模地位、公信力和影響度上，與政府和公眾的需求還遠不能適應，不相匹配。中國智庫要大有作為，尚需“自由呼吸”。

　　文章摘錄如下：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已形成五大系統(tǒng)，2500多個機構，專職研究人員3.5萬，工作人員27萬，數(shù)量已超美國。然而魚龍混雜，不僅在滿足國家決策信息需求上有不足、缺位已是不爭的事實，用網(wǎng)友的話說，“水平低下，威信不高，根據(jù)不足，頻發(fā)議論，誤人誤國”。筆者以為，中國智庫要大有作為，名副其實，尚需“自由呼吸”。

　　智庫最初也稱“思想庫”，是指由專家組成，為決策者出謀劃策，提供最佳理論、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機構。在我國，智庫的成分相對復雜，有仰靠政府的專門從事政策研究和咨詢的事業(yè)單位，有在工商部門登記注冊的企業(yè)(如零點調(diào)查公司)，也有隸屬于大學的研究組織。在民辦智庫中，則大多數(shù)依靠國外基金生存。

　　難免打上利益集團烙印

　　隨著信息革命深入和科學民主決策的需要，即及時精確信息和“正確時間用正確方式行事”的需求，智庫迅速發(fā)展，不僅已成影響政策決策科學化的重要力量，也成了國家“軟實力”的重要尺度。所喜的是，過去20年正是中國智庫類型、規(guī)模和數(shù)量迅速擴大的“黃金時期”。門類眾多、人員龐大、資源豐富的各類型智庫，通過或建議與參與國內(nèi)政策的形成，或創(chuàng)造能轉變?yōu)檎�策的新思想，或為政策建議提出論點和論據(jù)等途徑和形式，有力地推動著政治、經(jīng)濟、民主、法治的進程。

　　中國智庫盡管成果斐然，但無論在規(guī)模地位、公信力和影響度上，與政府和公眾的需求還遠不能適應，不相匹配。囿于束縛或惑于經(jīng)濟的“拐賣”，總像在深海中潛泳，很難自由的呼吸，更難于獨立的思考，導致學術研究總難免打上利益集團的烙印，失之公正，“驢唇不對馬嘴”。對此次金融危機的預測就多有失誤。2007年下半年美國次貸危機蔓延，面對美方的寬慰之談，中國主流智庫大部分都相信其危機“是暫時的”，公開強調(diào)“這只是美國的問題，對中國影響不大”。2008年7月份，當國際油價將突破每桶147美元時，國內(nèi)不少重要能源研究機構幾乎同時跟在國外分析家后面鼓噪200美元的年終預測，而12月底每桶35美元的價格棒喝了這一切盲從。

　　這些年，不少專家奇談怪論屢發(fā)，信口開河，被公眾譏之為“磚家”。什么“春運鐵路一票難求在于票價太低”、“學費太低不利于窮孩子上學”、“中國改革利益受損最大的是干部”、“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取消養(yǎng)老保險、失業(yè)保險、工傷保險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以及“土地紅線有害論”等，不一而足。一項調(diào)查就表明，80%的公眾對專家學者包括一些著名的專家學者的印象偏差、評價偏低！

　　通過購買方式鼓勵思考

　　政府決策當然需要“兼聽則明”，何況“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刹簧僦菐斐３３闪苏�策和決策的傳聲筒和放大器。從去年奧運會始，中國股市一路速降，而這期間恰恰是“唯穩(wěn)”聒噪最為熱鬧的一段時間。一些專家學者擔當?shù)恼�是幫閑的角色，更有一批人成了房地產(chǎn)界暴利“殺人”的幫兇。

　　民間智庫可以接受外國基金，也不妨為利益集團代言，但即便如此，仍需保持獨立的思考、科學的論證，而不能被金錢所“收買”，盲目跟從國外的價值立場，甚至“為五斗米折腰”，出賣國家經(jīng)濟利益。

　　“自由的呼吸”，正是中國智庫得以成熟壯大的靈魂。不妨允許各組織間平等競爭，并通過購買研究成果的方式鼓勵思考。對一些官方研究機構，就當確保其經(jīng)費來源，不讓他們“找米下鍋”而“吃人家的嘴軟”。通過立法形式，針對不同類型智庫出臺寬松的行業(yè)管理條例，為其發(fā)展創(chuàng)造良性的生存環(huán)境。

　　至為關鍵的是，智庫們自身要自尊、自愛、自立、自強，從民眾中汲取智慧，從社會實踐中汲取養(yǎng)料，自在成長。(劉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