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1月6日電 最新一期香港《亞洲周刊》日前刊文說，20年前，柏林圍墻倒塌后，俄羅斯及前東歐開啟了政治改革先行的新頁，但因政治與社會文化的限制，加上缺乏實質經濟的改善為支撐，因而路途坎坷。相對而言，中國采取經濟改革先行，遂能以相對穩(wěn)定的方式逐步發(fā)展。20年后，兩種模式的優(yōu)劣得失已見。

　　文章摘編如下：

　　不能否定柏林圍墻倒塌的正面意義，但更應為20年來所付代價作反思。蘇聯(lián)集團解體誠是歷史躍進，但若世界思維仍停在“敵消我長”這種戰(zhàn)略利益窠臼中，那么歷史躍進的意義會被抵消。

　　1989年11月9日，作為東西兩大陣營對立的主要象征，柏林圍墻被拆毀，到了今天，匆匆已過20年。

　　柏林圍墻的建造始于1961年，它的興建與倒塌都標志著近代歷史的重大變化。它的興建意味著二戰(zhàn)之后東西對峙的冷戰(zhàn)時代達到巔峰。而它的倒塌，則意謂著自由化、民主化、市場化的呼聲已沛然莫之能御。蘇聯(lián)與東歐這個集團，在1980年代經歷波蘭“團結工聯(lián)運動”、捷克“七七憲章運動”，到柏林圍墻倒塌，可以說是替歷史打開新的一頁。柏林圍墻倒塌的第2年，即1990年10月3日兩德統(tǒng)一。而整個蘇聯(lián)集團也在立陶宛帶領下，從1990年底起相繼脫離蘇聯(lián)陣營。單單1991年內，即有13國脫離，當年12月25日，甚至蘇聯(lián)都改名為“俄羅斯聯(lián)邦”，蘇聯(lián)時代正式結束！

　　因此柏林圍墻倒塌，乃是歐洲及世界史的里程碑事件。它淘汰掉歷史發(fā)展過程中某些專制封閉的政治形式，讓全球統(tǒng)一進了以自由化、民主化和市場化為主導的新秩序中。

　　不過，歷史進程從來不像直線般，而曲曲折折，通常都是解決某些舊問題，卻留下另一些可能更大的新問題。在柏林圍墻倒塌20周年的此刻，美國皮尤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針對美歐13國1萬5千人所做的廣泛民調，即透露出許多極具意義的訊息：

　　例如有6個國家的多數(shù)人民對自由民主的熱情降低，有8個國家則對自由經濟失去了以前的狂熱。在東德人里，雖有六成三的人認為過去20年里生活有改善，但也有相當可觀的比例認為生活甚至比以前更差。在斯洛伐克，有高達九成七的人認為只有政客商人得利；認為普通百姓得利的竟低到只有二成一。至于俄國，居然有高達五成八的人認為蘇聯(lián)的解體是件不幸的事。

　　上述民調顯示出柏林圍墻倒塌后的這20年，盡管是大歷史的重大進展，但就各國實情而論，卻也并非全都正面。

　　首先，就國際形勢而論，這20年里美國獨大，它為搶奪蘇聯(lián)解體留下的勢力真空，遂節(jié)節(jié)進逼，包括肢解南斯拉夫聯(lián)邦；在烏克蘭、吉爾吉斯等國發(fā)展顏色革命；企圖在波蘭、捷克部署反導彈防御體系等。整個戰(zhàn)略目標，乃是要將北約的軍事力量推進到俄國的門口。這是一種“新冷戰(zhàn)”代替“后冷戰(zhàn)”的格局，于是歐洲的和平大環(huán)境遭到破壞。

　　其次，就自由化和民主化進程而言，自由化與民主化從來都不廉價，外力干預會使它扭曲。每個國家自己的體制與文化會決定他的良窳。在過去20年里，俄羅斯與東歐在這方面表現(xiàn)乏善可陳。俄國民粹主義抬頭、波蘭及烏克蘭則政治荒誕劇不斷、中亞一帶更是專制腐化大盛，人民到底受益多少，確實可疑。

　　而在市場化方面，情況更不樂觀。俄羅斯缺失市場化的經驗與能力，于是假借市場化之名的特權貪腐大盛。俄國財富寡頭靠瓜分國產形成，到今天，總體經濟里，大約有三分之一掌握在前特務及黑道手中。東歐及波羅的海國家則普遍借貸過度，熱錢炒作泛濫，讓民生陷艱苦困境。特別是金融海嘯，也使得相當多的人民失去支持自由經濟的熱情。

　　因此，今天紀念柏林圍墻倒塌，人們不能否定它的正面意義，但也更應為人們熱情的退卻做出深刻反思。歷史上經常會因某個大事件，將人們推向某種過度樂觀，誤以為從此天下太平。最近，前蘇聯(lián)總統(tǒng)戈爾巴喬夫即指出，由這20年所付的代價，現(xiàn)在的確應反省，如果兩極對立不是好結構，那單極強權的持續(xù)擴張，也同樣不是良好狀態(tài)。因為它只會造成和平紅利無法予人分享。當今全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國際上恃強凌弱和恐怖活動也更趨頻繁；經濟的不穩(wěn)開始增加，這些都是柏林圍墻倒塌時人們沒有思考到的問題，而現(xiàn)在已成了更大的新問題。

　　紀念柏林圍墻倒塌20周年，依然千瘡百孔的世界似乎提示世人，蘇聯(lián)集團的解體誠然是歷史躍進，但若世界的思維仍停留在“敵消我長”這種戰(zhàn)略利益的窠臼中，那么歷史躍進的意義就會被抵消。若認為計劃經濟的瓦解就是自由放任經濟的終極勝利，并因而更加擴張。那么，它只是替更大的災難準備著舞臺。

　　柏林圍墻倒塌后，俄羅斯及前東歐開啟了政治改革先行的新頁，但因政治與社會文化的限制，加上缺乏實質經濟的改善為支撐，因而路途坎坷。相對而言，1989年同樣也是中國的考驗之年，所幸中國采取經濟改革先行，遂能以相對穩(wěn)定的方式逐步發(fā)展。20年后，兩種模式的優(yōu)劣得失已見，展望下一個20年，美歐如何致力于社會與經濟改革，俾謀求更大公平與和諧；而中國則在經濟改革基礎上，更加努力展開政治及法治的改革，俾讓人民得以分享自由的果實，這才是未竟之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