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摘》文章：“文革”中的曹禺

　　(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梁秉堃

　　曹禺師曾經對青年學生說過這樣的話——

　　“我一生都有這樣的感覺，人這個東西是非常復雜的，人又是非常寶貴的。人啊，還是極應當把他搞清楚的。無論做學問，做什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這終究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筆者有幸在曹禺師身邊工作、學習42年之久，耳提面命受益匪淺。這些年經歷的許多事情當中，有些是很難忘懷的。

　　總是寫不好“認罪檢查”

　　大約是在1973年下半年，“毛澤東思想解放軍宣傳隊”和“毛澤東思想工人宣傳隊”，一起進駐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理直氣壯地聲稱要代表無產階級占領這個已經被資產階級統(tǒng)治多年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橋頭堡”。當時有一副寫給劇院的對聯(lián)，上聯(lián)是“廟小妖風大”，下聯(lián)是“池淺王八多”，橫批是“徹底砸爛”。

　　很快，在北京人藝院長曹禺師住宅的大門上，也貼了一條大標語——

　　“打倒反動權威、反革命文人曹禺！”

　　當時根據(jù)上級的指示，要“解放干部”，讓曹禺師“認罪檢查”以后，回到“革命群眾”當中去。也就是說，他必須寫出一個像樣的、深刻的、上綱上線的認罪檢查，才能獲得“解放”。對此，曹禺師被特別批準不參加勞動，埋下頭來專門寫“認罪檢查”報告。萬萬沒有想到，報告竟然被“軍宣隊”政委一次又一次以“認識不深刻”和“根本沒有上綱上線”為由打了回來，命令重新再寫。接下來，一而再、再而三地寫，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打了回來。曹禺師壓力很大，苦不堪言，經常坐在小馬扎上，一言不發(fā)，兩只眼睛直勾勾地望著白色的墻壁，似乎是在望著自己波瀾起伏的內心。

　　那時，劇院已經全部改為部隊編制，我和曹禺師剛好在一個班里，我由于年紀較輕、歷史簡單當上了班長，所以很快就發(fā)現(xiàn)他那憂心如焚的可憐樣子。為此，我心里也很不安，可是，一時也不知道該如何辦才好。而且，“軍工宣隊”還催促得很緊，要求必須盡快交出“認罪檢查”報告來。一天中午，曹禺師急得連飯也沒有吃，坐在房間里通鋪前的小馬扎上，再次兩只眼睛直勾勾地望著白色的墻壁，手里拿著紙和筆，唉聲嘆氣，一個字都寫不出來。我走了過去，沒有吭聲。他突然忍不住輕聲對我說：“我就是孫子！也不是孫子，就是一條蟲，隨他們怎么碾！”我看著這種情況，拍了拍他的手。不知道為什么，靈機一動，想出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來，趕忙悄悄對他說：“干脆，我?guī)椭�您寫吧。”曹禺師大吃一驚，立即向周圍看了看，唯恐被什么人聽見。我又向他點點頭，表示只好如此。曹禺師膽戰(zhàn)心驚地問：“這樣能行嗎？”我說：“先交出報告過了關再說……反正就是咱們兩個人知道。”

　　我怎么會有幾分把握代寫報告呢？因為我已經逐漸揣摩出“軍宣隊”政委的想法，那就是必須把自己狠狠地臭罵一頓，再把“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的“綱”、“線”上得高高的、滿滿的，那就可以被叫做“認罪檢查”很深刻，對無產階級專政有感情，和無限忠于偉大領袖毛主席了。否則，你交待和分析得再徹底、再中肯、再有道理也都是無濟于事的。

　　對于代寫“認罪檢查”報告，曹禺師當然求之不得。但是，也生怕暴露出去惹來更大的麻煩。為此，我們講好一定要嚴格保守秘密，要“神不知、鬼不覺”地進行，等我寫好以后，他抄一遍再送上去。接下來，我就偷偷地開始動筆了。在代寫的過程中，我發(fā)現(xiàn)資料不齊全，很是影響進度。譬如說，“造反派”的人揭發(fā)曹禺師過去曾經在報紙上寫過一篇文章，極力要求提高文藝作品的稿酬標準，必須深刻檢查，狠挖“三名三高”的反動名利思想。據(jù)說，這篇發(fā)表的文章在抄家時被拿走了，因此“認罪檢查”就沒有了充分的依據(jù)。我趕緊問曹禺師還能不能找到原文或者底稿，他含含糊糊地說不大好找了，只能作罷。沒想到的是，從此以后，曹禺師幾乎每次休假從家里回來，都能背誦出文章的一兩段。開始，我并沒有留意，后來他背誦得太具體了、太順暢了，幾乎一個字都不錯，這就讓人產生了懷疑。我問：“您是不是在家里還有一份文章的底稿�。俊彼�突然臉色發(fā)白，一下子愣住了，想了半天，才不好意思地喃喃道：“我是還有一份文章的底稿，就藏在方瑞(曹禺師夫人)的小皮箱子里，可真怕他們再來抄家，要是再給抄走了，我寫的是什么就真的說不清楚了。死無對證，死無對證��！……可怕！真是可怕！什么都可怕！”我想，這是曹禺師膽子本來就小，后來又讓抄家、批斗給搞怕了。我面對他那痛苦之極的臉，真是不知道說什么才好，心里暗暗想著：“一個正直、善良又誠懇、純真的人，怎么可以硬是把靈魂給扭曲成這么一個樣子了呢？”下一次休假從家里回來，曹禺師就把文章的完整底稿悄悄交給了我，還一再囑咐我務必妥為保存，千萬不要丟失。我立即連連點頭，完全答應下來。

　　在這段時間里，曹禺師的心情似乎是逐漸有所好轉的，因為畢竟是“干部解放”已經有望了。記得，劇院有一位曾經在抗戰(zhàn)時期“江安”劇專做過他學生的，并且是很有成就的女演員，當時的處境十分困難——自己不到年齡就被強迫“退休”，丈夫在山西勞動改造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回來，身邊只有一個正在上小學的孩子。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這位演員對于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準備找個地方一死了之。曹禺師得知這個情況以后，馬上給她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信上說：“雄心不取決于年歲，正如同青春不限于黑夜，也不忍隨著白發(fā)而消失�！迸�演員含著眼淚讀完這封信，從此打消了輕生的念頭，并且，拿起筆來，斷斷續(xù)續(xù)寫了散文、報道、回憶等等幾十篇文章，發(fā)表在報刊上。這些就成了她的精神寄托。曹禺師知道這一切以后，隨口說出：“我真是很快活�。　�

　　由我代筆的“認罪檢查”報告很快就出來了，里面基本上都是采用“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紅旗》雜志)中的社論語言。曹禺師看了以后，仿佛還有些顧慮，欲言又止。譬如，報告里必須承認自己是“執(zhí)行了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他總覺得承認了“反革命”三個字，就是承認了自己是美帝國主義分子、蘇聯(lián)修正主義分子和國民黨特務分子，那可是非常非常嚴重的政治問題。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不這樣檢查根本就過不了關。通過我的一再解釋，他總算是勉強接受了，同意拿回家里重抄一遍。

　　“認罪檢查”報告送上去以后，“軍宣隊”政委表示還可以，沒有再打回來。在我們等候上級批復的時候，竟然沒有了下文，或許是上邊什么人從中作梗又說了壞話，曹禺師的“干部解放”問題，便成了“可以解放但還定不下來”的特殊狀態(tài)，硬是給拖了下去。

　　這樣，曹禺師本來已經好轉的心情，又一落千丈，重新恢復到方瑞師母剛剛去世時的情形。那時，他整日里欲哭無淚，仿佛眼淚已經流盡。他怎么也想不到妻子會這樣凄涼、悲傷、孤獨地死去。他知道，妻子為了自己和孩子受了多少苦難。他知道，方瑞師母把青春、愛情、心血和生命全部獻給了自己，如同《北京人》里的愫方——這個善良、正直、生動、可愛，使人難以忘懷的戲劇人物，曹禺師就是以方瑞師母為原型寫出來的——那樣，“把好的送給別人，把壞的留給自己”。在“文革”中，方瑞師母用衰弱的身體，不聲不響地支撐著自己的丈夫，把所有的痛苦都埋在心底，并且鼓勵他度過最難熬、最兇險的日子。

　　就在這個時候，“軍工宣隊”帶領我們全體“革命群眾”和“牛棚”里的“一小撮”“革命對象”，都下放到南口林場，一邊繼續(xù)搞運動，一邊參加勞動。

　　在我們給蘋果樹“擴坑”的勞動當中，曹禺師笨手笨腳地被一根杉篙碰破了頭皮，幸好不太重，只在醫(yī)務所縫了幾針。受傷以后，他躺在宿舍里休息。一天，“軍宣隊”政委來到班里，我們以為是來表揚一下，起碼是來慰問一下，誰想到他竟然當眾對曹禺師說道：“曹禺啊，你光碰腦袋外邊兒可不行，要狠狠地碰里邊兒，那才叫‘靈魂深處鬧革命’嘛！”面對著這樣一句既不講理，又不講情的話，曹禺師雖然表面上笑著，點頭稱是，實際上卻受到了很大的打擊。很快，他又變成一個長時間“面壁”的“無言者”了，似乎是望著自己活生生的痛苦沉思。正如他說的：“天沉著臉，像是又要下雪，其實方才還是亮晶晶的，怎能一轉眼就變成一副討人嫌厭的樣子。這個天就像我，一天能幾個神氣，說明心中有怨氣�！�…我是人，人卻不能不有各種變化。譬如我總像在等待什么，其實我什么也不等待�！�

　　傳達室看門人

　　后來，曹禺師由于受到長期折磨，心力交瘁，難以支撐，不得不住進了協(xié)和醫(yī)院。從醫(yī)院出來不久，他被送到首都劇場傳達室，也就是北京人藝傳達室去“看大門”。這是與“關牛棚”不同形式的另一種懲罰。每天管分發(fā)報紙、信件，辦理來客登記手續(xù)，同時，還要負責打掃整個劇院的大院子。后來，由于日本話劇團要來演出，怕被外賓發(fā)現(xiàn)給“國外階級敵人”提供“反面宣傳材料”，才把曹禺師轉移到史家胡同56號北京人藝家屬宿舍的傳達室去“看大門”，除去在劇場的原有工作，還增加了給家屬傳呼電話和倒垃圾的任務。他頭上戴著一頂藍布舊帽子，脖子上系著一條白毛巾，上身是已經不干凈的白背心，下身是一條肥大的短褲，臉上樂呵呵的，干得很投入，很賣力。他整天干這干那，跑前跑后，喊來喊去，累得滿頭、滿身大汗淋淋，說什么也不肯稍微喘上一口氣，休息休息。

　　一天，曹禺師在清晨走出家屬宿舍大門掃地的時候，無意中發(fā)現(xiàn)東邊一條小胡同口上，站著一位老年婦女。起初他什么都沒想。第二天他發(fā)現(xiàn)那位婦女又來了，還是一動不動站在那里，一直都是面向著自己這邊看個不停。第三天、第四天都是如此。到第五天的時候，曹禺師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在出門掃地的時候有意放慢了節(jié)奏，注意向著那個婦女的方向看去，發(fā)現(xiàn)她還在眼睜睜地注視著自己�？上�，由于天剛蒙蒙亮，路燈已滅，自己又是個大近視眼，根本沒看清楚對方的模樣。一天清晨，曹禺師邊掃地邊大膽向那位婦女靠近，越來越近，終于看清楚了：原來是十多年以前由于性格各異、感情不和而離婚的前妻鄭秀女士。實在是太意想不到了。

　　曹禺師與鄭秀早在1950年就離婚了，“文革”開始以后，鄭秀一直通過兩個女兒打聽他的消息，心想，也許能與他見上一面。鄭秀覺得此時此刻完全應該出現(xiàn)在前夫的面前，這樣也許會使對方心里多少感到一些安慰和支持�？墒牵�曹禺師心里想的卻是，千萬不要因為自己而拖累他人，也包括鄭秀在內。于是，這時一種感激之情、歉疚之情便油然而生。他多么想走上前去說上幾句話啊，可是兩條腿無論如何也邁不開步，深怕自己給對方帶來不必要的麻煩；而鄭秀何嘗不想走上去說幾句話、問一聲好呢，可她同樣沒有邁開腳步，深怕自己給對方增加什么“罪狀”。他們佯裝是面對著陌生人，默默地對視了許久，臉上沒有任何特別的表情。然后，曹禺師急匆匆轉身掃起地來，很快就走進了家屬宿舍大院。鄭秀走進東邊那條小胡同里，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從此以后，鄭秀再也沒有來看過曹禺師。寫到這里，我想起萬方述說老爸的一段話：“他骨子里實在是一個太真誠的人，心里的快活和悲哀像地下的泉水一樣，有一點點壓力就止不住一股股地冒出來。想來那沒有別的原因，那是一種自然現(xiàn)象。想到他的這份天性，不知道為什么我覺得難過極了�！蔽彝耆�贊成萬方的觀察和理解，甚至連她的“難過”我都表示認同。

　　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還厲害

　　后來，曹禺師口頭上少言寡語，行動上老老實實，可以說更加不敢越雷池一步。為此曾經受到市革委會領導的當眾表揚，說“曹禺改造得還不錯”。具體理由是——他每天中午在食堂只吃半個窩頭和五分錢一碗的熬白菜，裝在一個大茶缸子里搗碎，不坐在座位上，而是站在門邊很快吃完。同時，他只吸一毛錢一包的劣質煙，一吸就“放炮”，還咳嗽不止。

　　然而，曹禺師靈魂深處厚重的痛苦，是明眼人完全能夠看到的。實際上，如他在詩中所說，他的境況是，“孤單，寂寞，跌落在深血彌漫的地獄”。

　　眾所周知，曹禺師早在23歲的時候，因寫出《雷雨》而一舉成名，25歲的時候，又因為寫了《日出》，而被贊譽為“攝魂者”�？梢哉f，他是中國話劇史上的一代宗師。然而，他的卓越成就，在“文化大革命”當中完全被抹殺了。當時，曹禺師不但逢人——不管老人、中年人還是小孩子——都要深深地彎下腰去，鞠一個90度大躬，再大聲說一句：“我是反動文人曹禺！”而且，在內心里認為——相當真誠地認為，自己從來就不應該寫戲，不應該毒害觀眾，就連自己走到這個世界上來都是完全多余的。

　　曹禺師想到——

　　自己一生寫過那么多劇本，居然沒有歌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

　　自己寫《雷雨》是要干什么？還不是為了宣傳反動的、毒害人民的“宿命論”？

　　自己寫《日出》為什么不寫共產黨的誕生？只有共產黨的出現(xiàn)才是真正的日出啊；

　　自己寫《北京人》其實就是為那些腐朽的、沒落的遺老遺少大唱挽歌；

　　自己寫《原野》是在寫一個年輕農民，一種莫名其妙的、盲目的復仇主義的思想感情。

　　……

　　現(xiàn)在的人是無法想象的，曹禺師甚至常常獨自一人站在毛主席彩色畫像前，無限懺悔地流著眼淚說：“毛主席啊，我的罪孽深重。我要老老實實向您請罪！向人民群眾請罪！”甚至跪在地上，請求方瑞說：“你就幫助我死了吧！”

　　一直到“文革”結束后，曹禺師在接受記者趙浩生采訪時，才把心中的秘密和盤托出。“我的遭遇還算好的。被關了幾年，后來又勞動。勞動本來是很好的事，如果把勞動當成懲罰、侮辱，那就不太好了。不只要勞動，而且跟家里隔離，甚至影響到孩子，一直搞得你神志不清，最后甚至會自己也覺得自己不對。因為他們成天逼你念叨著：我是反動文人、反動學術權威！”

　　趙浩生問：“您的最大罪狀是什么呢？”

　　“反動呀！反動文人，反動權威，30年代文藝黑線，腐蝕了許多年輕人……真難說，我們寫的東西最初出現(xiàn)的時候，還有人說過我們進步。他們逼著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別人相信，甚至連你自己也相信，覺得自己是個大壞蛋，不能生存于這個世界，造成自卑感，覺得自己犯了大錯誤，不要寫戲了，情愿去掃街。這種自暴自棄的思想就產生了，這種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還厲害。”

　　一直到了1978年6月30日，北京市文化局才正式發(fā)出文件，為曹禺師平反落實政策，恢復了他在北京人藝的院長職務。

　　14年前的冬日，曹禺師辭世了。遺體告別的那一天，最后等待取走骨灰的時候，他的子女們坐在殯儀館院子里的空地上，望著藍天白云。日上中天，幾只喜鵲叫著飛來飛去，煙囪里飄出淡淡的灰煙，大家不約而同地感覺到，這就是曹禺師的身影。有人說：那灰煙會飄落到地上，等到春天的時候，草長出來，花開了，他也就在那些生命里邊了。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