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摘》文章：中國官員過招外媒 對話水平仍需補課

　　(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jīng)書面授權)

　　文：劉俊

　　人生下來就要學對話，但怎樣對話，在這個中西交融的時代，卻成為了中國官員要面對的一個緊要問題。因為他們的一言一行不僅關乎仕途民望，更關乎中國的國際形象。

　　四平八穩(wěn)，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內(nèi)容似乎很多，卻是套話多，宣傳多，這是中國官員留給外界的普遍印象，官場內(nèi)亦不乏反感者。到了國外，中國官員雖不至這么牛氣沖天，但在接受外國媒體采訪時依然一套官方語言，非字斟句酌不開口。西方記者常常抱怨：“我也愿意報道中國的觀點和看法，但電話打到中國的使領館時，往往沒有下文。一般中國官員都不接受采訪�！�

　　中國官員金口難開

　　2003 年6 月，金邊，中國外交部部長李肇星正在這里參加東盟系列會議�！罢垎枺�我們可以采訪李外長嗎？我們是專門為他飛到柬埔寨的�！闭f話的是4 家日本媒體的記者。他們將申請遞交到中方工作人員手中，露出懇切的面色。

　　沒過多久，李肇星走出會場后并沒有回飯店房間，“他在飯店大廳的沙發(fā)處特意為我們安排了專訪。”7 年后，談起當時的場景，日本共同社駐華記者鹽澤英一依舊對此充滿感激。

　　李肇星是鹽澤英一印象最好的中國官員之一，“ 他很坦率，有問必答�！苯又�，鹽澤話鋒一轉(zhuǎn)，“但現(xiàn)在，似乎敢說話的中國官員越來越少了�！�

　　在華報道近10 年，鹽澤和他的同事們除了與中國外交部的官員稍微“熱絡”外，很少能得到采訪中央官員的機會。他曾向環(huán)保部發(fā)出過好幾封采訪函，但后來只等到了一封“非正面”回復。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鹽澤一共申請采訪20 位政協(xié)委員，最后只有3 位委員給了他答復。不過，接受采訪的委員名單中，包括解放軍少將羅援，這足以讓他對自己的兩會報道“比較滿意”。“要知道，只有在兩會這樣的場合我才能采訪到他�！丙}澤有些興奮地說。

　　他把采訪官員的成功幾率歸結為采訪平臺的大小。另一個“典型”的事例是：去年哥本哈根氣候峰會時，中國代表團特別為媒體成立了新聞中心，以統(tǒng)籌國內(nèi)外各種采訪和新聞發(fā)布工作。這與當時只對本國媒體舉辦吹風會的日本相比，“做得更好、更開放”。

　　但這種舉動并非常態(tài)。更多的國際會議上，外國記者們發(fā)現(xiàn)，國內(nèi)“安靜”的中國官員在國外也經(jīng)常選擇“鴉雀無聲”。一位西方記者抱怨道，在報道中美貿(mào)易糾紛等涉華事件時，他們可以很容易地采訪到美國大使或代表，至少他們的新聞發(fā)言人會針對某一事件發(fā)表評論。但要拿到中方意見卻不容易。

　　所以，鹽澤在進行中國報道時一般采取兩種方案：如果官員不肯表態(tài)，就從老百姓入手。而往往，他這么做時就和不少地方官員“擦肩而過”。2007 年，鹽澤注意到江蘇省某市一家化工廠出現(xiàn)環(huán)境污染問題。當他給市政府打電話詢問時，有官員自信地表示：“ 我們沒有污染問題，你不值得來這采訪。”此外，還建議他去其他地方進行調(diào)查報道。鹽澤半信半疑地放下了電話，但沒過幾天，該市負責宣傳工作的干部親自到訪共同社駐京辦公室。為了達到說服日本記者不去采訪的目的，這名官員甚至掏出價值1000 元的購物券，塞到共同社的中國秘書手上，試圖拉攏秘書一起做工作。這反而加重了鹽澤的懷疑，他暗訪了有問題的化工廠并完成了寫作。之后，這篇日文報道因被中國媒體轉(zhuǎn)載而引發(fā)國內(nèi)關注。后來，鹽澤了解到，當?shù)刎撠煹墓賳T在半年后已被處分。

　　“我算是幸運的�！丙}澤說：“我很少在采訪時與舉止蠻橫的官員面對面，而且日本記者算是比較‘聽話’的類型�！丙}澤口中“不聽話”的代表，主要是指一些敢于和地方官爭吵的美國、英國記者。

　　美聯(lián)環(huán)球電視記者胡大衛(wèi)算是其中一位。2008 年10 月17 日，中國國務院頒布第537 號國務院令，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常駐新聞機構和外國記者采訪條例》，諸多奧運期間為外媒提供的“臨時便利”都得以常規(guī)化。從此，第537 號令也成了胡大衛(wèi)的“擋箭牌”。在采訪受阻時，他常常扛著攝像機就喊：“憑什么不讓我們進行采訪！溫家寶總理都說過的，我們有權利！”

　　希望多幾個李肇星、吳建民

　　常年跑日內(nèi)瓦的記者們說，在日內(nèi)瓦的一些國際會議上，中國官員認為一切媒體報道都會被等同于官方表態(tài)。但其實，西方官員常常聲明這是他的個人觀點，不代表官方，然后即可輕松地接受記者采訪。如果個人觀點與官方看法有分歧，或引起媒體另類解讀，他會聲明是記者報道有誤，把責任都推給媒體。

　　在鹽澤看來，中國官員和日本官員對待媒體的最大不同在于：對中國官員來說，接待媒體是宣傳，但對日本官員來說，接待媒體是服務，希望得到公眾的理解，并為此提供服務。

　　林夕和鹽澤有同感。作為英國一家電視臺的駐京記者，她曾參加過中國政府某部門組織的外國記者團采訪長江三峽活動，她把那次經(jīng)歷形容為“消磨時間的儀式”，因為當?shù)毓賳T在被問及三峽工程可能帶來的負面環(huán)境影響時，言辭含糊。而外國記者登上大壩之前，還被安排參觀一些并不感興趣的場所。最后，林夕和她的同事不得不退出采訪團，獨自去采訪那些環(huán)保志愿者和三峽移民。

　　在國際上，了解國際會議和傳媒規(guī)則，并能夠熟練應對媒體的中國官員都是最受駐日內(nèi)瓦媒體歡迎的中國官員。比如先后在日內(nèi)瓦工作過的中國外交官吳建民、沙祖康以及中國前貿(mào)易談判代表龍永圖，他們幾乎從不拒絕記者的采訪，語言也有個性。重要的是，他們并沒有簡單順著外國記者的提問回答，反而機智地利用這類采訪將中國政府的觀點傳遞出去。

　　這個隊伍中還有一個人不可或缺——前外交部長李肇星。今年兩會上，作為人代會新聞發(fā)言人的他備受青睞，面對外國記者，他幽默風趣，妙語撥千斤——“西方個別領導人盡管工作很忙，自己國家的人民有那么多事要干，但是他們還是抽出時間去見達賴喇嘛”，“個別國家向臺灣出口先進武器，這就相當于弟兄兩個人正在擁抱的時候，有人給其中一方遞上一把匕首，用心何在？”輕松幽默間，立場主張通過對話已清晰地傳達給了世界。

　　慶幸的是，時下越來越多的官員開始意識到與媒體打交道是一門學問，而“如何開口說話”也是對公眾負責的態(tài)度。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官員真正“學會對話”，不僅事關自身形象，也關系著國家形象，以及是否可以讓本地區(qū)老百姓生活得更有尊嚴。

　　(摘自《國際先驅(qū)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