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未來對外關系最重要的中國問題上，布什時代開始形成一個正確的方向

　　2009年1月20日，美國總統(tǒng)布什將正式結束白宮的使命。從2001年1月20日至今，作為連任兩屆的美國總統(tǒng)，在布什乏善可陳的外交遺產中，穩(wěn)定發(fā)展的中美關系成為一個突出的亮點，也難得地得到美國各方的普遍認可。

　　走過中美關系的最低點

　　8年前，布什上臺伊始，即全盤否定克林頓政府的對華政策，公開表示克林頓政府對華政策太軟弱，應當增加強硬的成分，將中美建設性戰(zhàn)略伙伴關系重新定位為戰(zhàn)略競爭關系。因此，“布什政府把中國定位為戰(zhàn)略競爭對手，開局的基調就不好，”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倪峰對《瞭望》新聞周刊說。兩個月后的4月1日，發(fā)生了南海美國飛機撞擊中國飛機的事件。事發(fā)后，中國就此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和抗議。

　　4月2日，美國要求中方歸還美軍飛機，但對中國飛行員的失蹤只字未提。

　　4月3日，中國要求美方道歉。然而，美國國務卿鮑威爾無意道歉。

　　中美雙方都堅持自己的立場與要求，雙方處于僵持狀態(tài)。

　　“這是冷戰(zhàn)結束以來，或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美關系的最低點，關系非常緊張，”倪峰說。

　　之后不久，布什在接受一次電視采訪時公開說，美國將盡力協助臺灣自衛(wèi)。倪峰認為，這是一個重大事件，因為之前美國的臺灣政策是模糊的，而此話出自美國總統(tǒng)之口，明確說要保衛(wèi)臺灣，引發(fā)的震動可想而知。之后又宣布要大規(guī)模向臺灣軍售，同時還有提升美臺關系的一些行為�！斑@一時期中美關系不好，而且是非常不好，”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時殷弘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持同樣的觀點。倪峰回顧當時的感受時說：“我們這些做美國研究的人，覺得幾乎到了一個無望的程度�！边@種狀況到當年鮑威爾訪華時才有所改善。2001年7月底，時任美國國務卿的鮑威爾訪華，這是布什新政府執(zhí)政以來訪華的最高層美國官員。會談中，對于中美關系中的最核心問題——臺灣問題，中方重申希望美方嚴格恪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鮑威爾亦承諾，布什政府將繼續(xù)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根據美中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來對待臺灣問題。此次訪問是中美雙邊關系發(fā)展的一個新的契機和轉折點，“使中美關系在一種低位上保持穩(wěn)定，把中美關系從失控的狀態(tài)中拉回來了，”倪峰分析說。

　　“9•11”后中美關系出現拐點

　　2001年9月11日，美國發(fā)生罕見的恐怖襲擊事件。這成為中美關系的拐點。

　　“‘9•11’事件之前，美國國家安全戰(zhàn)略報告把主要大國，如中國和俄羅斯作為其主要的威脅；‘9•11’事件之后，美國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出現重大轉變，把反恐和防止核擴散，防止恐怖主義獲得核武器或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作為美國安全最大的威脅，”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中美關系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劉學成對《瞭望》新聞周刊說。“9•11”事件發(fā)生后，中國首先表示反對恐怖主義，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當即致電布什表示慰問�！�9•11”事件使美國認識到他們的敵人是恐怖主義，是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而不是中國這樣的國家。而且，反恐和防止核擴散需要跟大國建立一種合作的關系，恐怖主義是共同的敵人。于是，中美在反恐問題上找到了新的結合點。布什在“9•11”后的第一次出訪，便是到中國參加APEC會議。

　　2002年2月21日，布什對中國進行工作訪問，這一天正好是中美發(fā)表聯合公報30周年紀念日。

　　這一年的10月，江澤民主席訪問美國，布什邀請江主席去他的私人農場做客。

　　這是中美兩國元首在一年左右時間內的第三次會晤。

　　這一切為后來中美關系的穩(wěn)定發(fā)展奠定了一個比較好的基礎。

　　但在時殷弘看來，這段時間中美關系還是有重大問題的，特別是布什堅持反對把東突定為恐怖主義，而且就在上海召開的APEC會議上，在中國的領土上，含沙射影地公開說，美國反對借反恐名義來迫害少數民族。2002年3月，臺灣“國防部長”訪美，把1997年以來的美臺軍事合作提高到了一個新水平。這顯然觸碰了中國的底線，觸碰了中國的核心利益。美國在阿富汗的戰(zhàn)爭結束以后，布什仍繼續(xù)揚言要協防臺灣，加強美臺軍事關系�！啊�9•11’事件以后，中美關系在具備未來有一部分合作基礎以后，仍然有嚴重緊張的成分，”時殷弘分析說。出乎意料的是，2002年夏末秋初，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中美關系快速改善，“現在看起來覺得很突然”，時殷弘說，美國宣布東突為恐怖主義組織，這是美國在中國關鍵問題上的退讓。同時，中國接連頒布三個管制條例：8月的《導彈及相關物項和技術出口管制條例》，10月的《有關化學品及相關設備和技術出口管制辦法》和《生物兩用品及相關設備和技術出口管制條例》，美國非常滿意。顯而易見，雙方都對對方最關心的核心問題作出了呼應。與之前“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同，中共十六大確立了新的對外戰(zhàn)略方向，強調擴大同發(fā)達國家的共同利益匯合點，妥善解決分歧。“可以說，從‘9•11’事件到中共十六大一年的時間里，中美雙方經歷了原則問題的合作，也經歷了重大緊張，最后對對方的核心關切作出了鮮明的呼應，中美關系發(fā)生了重大改善，”時殷弘對這一時期的中美關系作了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