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15日電 戶籍改革并未立竿見影，農民大量涌入城市的預言最終也沒能出現(xiàn)；戶籍改革只是消除了制度性障礙，經濟成本等障礙無法跨越
據(jù)財經時報報道，孫志剛死了。盡管在孫死后第80天——2003年6月9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十數(shù)名主犯、從犯分別被判死刑、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然而，這并不能說明由此案所引發(fā)的中國戶籍制度中的不合理部分已經被消除。
“流動大軍”心病
27歲的孫志剛是湖北武漢人，今年2月受聘于廣州一家公司。3月17日晚10時許，孫因“未攜帶任何證件”，在廣州黃村大街被天河區(qū)公安分局黃村街派出所民警帶回詢問，隨后以“三無”人員身份轉送廣州市收容遣送中轉站。18日晚，孫稱有病被送往廣州收容人員救治站診治；20日凌晨1時13分至1時30分期間，孫遭同病房的8名被收治人員兩度輪番毆打，當日上午10時20分，孫因大面積軟組織損傷休克死亡。
孫志剛直接的死因是慘遭8名兇手毆打；間接的死因，則是中國的收容遣送制度。這種制度在中國已經存在了50年，其背景就是限制流動人員自由遷徙的政策，以及由戶籍制度所導致的城鄉(xiāng)二元結構的存在。由于這種戶籍制度，中國有大約與生前的孫志剛一樣的1.2億流動人口，他們不能享受與所在地居民等同的“國民待遇”。
“收容制度本身針對的是特殊的群體，比如乞討或者有精神病的人，起初并不是針對農村人或流動人員的。”中國小城鎮(zhèn)改革發(fā)展中心鄉(xiāng)村發(fā)展研究所所長白南生在評價孫志剛案時說。
白南生曾經專門對北京的收容遣送制度進行調查。他認為，北京的收容遣送制度至少經歷了這樣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湊足了一車人，直接送到外地；第二個階段，把被收容的人送到京郊昌平去拉沙，掙足了路費再遣送回家；第三個階段，收容之后送到昌平，然后直接送到外省，讓他們的家人交錢，而且收的標準還比較高。
責問收容制度
白南生接受《財經時報》采訪時認為，最后一個階段最值得擔心�！耙粋�陜西人被遣送西安后，找當?shù)氐耐瑢W朋友借錢，湊了500多元錢才被放人——這意味著可能會有收入；而一旦與收費有關，就意味著從過去的‘任務’、‘指標’變成了‘解決經費’�！�?
這種擔心并非多余。廣東的一家收容所甚至靠類似的“創(chuàng)收”蓋起了氣派的樓房。而“變味”的收容遣送制度，卻成了眾多流動人員共同的“心病”。
國家統(tǒng)計局人口社科司的數(shù)據(jù)顯示，根據(jù)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中國的流動人口數(shù)字達到了12107萬，其中，省內流動的有7865萬，跨省流動4242萬人。
經濟發(fā)達的特大城市，無疑是“流動大軍”的首選之地。北京至少吸引了250余萬外來務工經商的人；上海市外來流動人口早在2000年就達到了387.11萬人。中國小城鎮(zhèn)改革發(fā)展中心主任李鐵指出，這樣的統(tǒng)計還遠遠不夠，因為中國農村現(xiàn)在有2.7億剩余勞動力，除了1.4億被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吸引，還有1.3億剩余勞動力需要從農業(yè)上轉移出去。
“至于上街攔人，拿不出證件就收容，這樣做很不合適�！卑啄仙f，“實際上，很多北京人出門也不一定隨身攜帶證件；況且，在北京工作的大量人群都沒有戶口，比如中關村工作的40萬高校畢業(yè)生，有10萬人沒戶口。因此，如果修改收容制度，一定要界定清楚針對哪些對象，絕對不允許擴大”。
然而，這又豈止是一項收容遣送制度。
戶籍改革為什么遇阻
白南生說：“1999年前后，公安系統(tǒng)終于明白了：世人攻擊的其實并不是戶籍制度本身，而是很多被搭載在戶籍制度上的相關制度，比如跟遷移有關的糧油關系等。原來的戶籍制度，其實更多的是一種管理，一種登記制度，并沒有太多的經濟內容。”
2002年2月，公安部治安局副局長鮑遂獻指出，人們之所以認為戶口限制了人才的流動，是因為戶口被人為地附加了很多不合理的功能。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戶口和教育、醫(yī)療、人事關系等掛鉤。他表示，要逐步剝離附加在戶口上面的不合理因素，還戶口以本來面目。
對此，白南生分析認為，實際存在的限制，最早表現(xiàn)為城市的各種補貼，比如糧油布憑票供應，以及就業(yè)安置、住房福利分配、子女免費或低收費入學、醫(yī)療社會保障、退休養(yǎng)老制度等等；另外，基礎設施的供應也有限。
現(xiàn)在，補貼情況不多見了，基礎設施的壓力也小了，其中，供氣、供電、供水等都市場化了；但是，擁有城市戶口的人還可以享受各種勞保，特別是最低生活保障。同時，在1997年以后，由于下崗分流人員的大量增加，不少地方認為大量進入的農民工在與當?shù)厝恕皳岋埻搿薄?/p>
“為此，南京市曾經大量趕走民工，騰出了4000個工作崗位，但一個月后，當?shù)厝藘H就業(yè)了1000個崗位，其余3000個沒人樂意干。實際上，外來人員與城里人的就業(yè)還只是部分地搭界”。
同時，白南生認為，目前勞動力市場不統(tǒng)一，也造成了外來工與本地居民的不平等競爭，“這不能充分發(fā)揮勞動力的優(yōu)勢”。
另外，政策取向也不容忽視。白南生認為：“政府做的應該更多，比如衛(wèi)生部，我感覺像‘醫(yī)院部’，因為他們本該提供更多的公共衛(wèi)生服務；而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考慮更多的也是城市居民的再就業(yè)�！�
此外，依附于戶籍制度的教育制度也在不斷侵害公民的受教育權。
中國小城鎮(zhèn)改革發(fā)展中心試點處處長喬潤令告訴《財經時報》：“農民之所以選擇進城，主要可能是考慮子女的教育問題�，F(xiàn)在，與戶籍制度有關的，可能就是教育和福利了。”
他指出，農民進城實際要遭遇戶籍制度和經濟成本的雙重門檻�！艾F(xiàn)在的戶籍制度性門檻已經下降，但經濟成本指標卻在上升，它們取代了以往的制度性門檻，成為農民進城新的障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