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在辭舊迎新之際，我們應該回過頭來重新審視始自2002年底的“中國對日關系新思維”的論爭，實際上它也貫穿整個2003年，且至今仍在持續(xù)。
中日關系到底出了什么問題，我們是否需要一次外交思維的革命？
記者/朱萍
在珠海嫖娼案一審判決的法槌聲中結束了2003年，又從小泉參拜靖國神社開始了2004年。雖然這并不預示著新一年將變得更糟，但畢竟不能算是一個令人愉快的開端。
溫故而知新。近兩年，中日關系在沒有什么大風大浪的情況下，民間摩擦卻不時有之：
在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羅剛事件、保釣行動、京滬高速鐵路論爭、齊齊哈爾化武遺毒、珠海嫖娼案、西安大學生游行；在日本，中國威脅論、人民幣升值論爭、福岡中國留學生殺人案。層出不窮的事件，塞滿了整個2003年，使中日關系充滿了喧囂和爭論。
在中國人民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黃大慧看來，對于中日關系來說，2003年并不很特殊，實際上這樣的摩擦以前也有，但由于媒體更加透明和網絡上表達民意更為直接，它們現在給了人們更深刻的刺激。
不過，與同其他國家的外交事務不同，民間的聲音向來在中國對日關系方面有相當的影響力，畢竟中國民眾是半個世紀前那場戰(zhàn)爭的最大受害者。因而，民間的隱憂，已成為中日關系間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因此，在辭舊迎新之際，應該回過頭來重新審視始自2002年底的“中國對日關系新思維”的論爭，實際上它也貫穿整個2003年，至今仍在持續(xù)，我們亟需從喧嘩和騷動中厘清思路——中日關系到底出了什么問題，我們是否需要一次外交思維的革命？僵局應由何處打開？
在各執(zhí)己見的辯論中，有一點看法是共同的，那就是對待中日關系需要冷靜與理智，兩國的極端民族情緒對中日關系的發(fā)展有害無益。
中日為何民間摩擦不斷？
因為兩國的歷史問題所產生的不信任，人們就更容易忽視兩國大相徑庭的政治、社會體制因素
新聞周刊:你對珠海買春事件、西北大學留學生事件做何評價？
高原明生(日本立教大學法學部教授、中國問題專家)：我認為，這些事件總體來說屬于個體行為，如果把這些事件上升到國民和國民、政府和政府之間對立的高度，是很不冷靜的。在珠海事件發(fā)生前不久，日本福岡也發(fā)生了中國留學生殺人事件，當時日本國內也出現了控告中國人的風潮，但是現在反對中國的情緒已經回落了。
新聞周刊:普通日本民眾對這些事件如何看？
五十川倫義(日本朝日新聞中國局總局長)：珠海事件在日本影響很大，這種事情在日本也不是常見的。珠海事件中的日本人并不能作為日本人的代表，不是日本人的典型，這家企業(yè)在日本也受到了很多批評。
在西安事件中，一些大學生、老百姓認為日本留學生、日本教師的表演是在侮辱中國，一些中國學生跑到留學生宿舍打了其他日本留學生，包括并不相干的女留學生。進行表演的留學生被開除了學籍，但其他日本留學生心理上也受到了很大的打擊，一起回國了。日本人現在很關注這些事件。很多日本人認為日本留學生們不了解情況，他們應該學習，但是毆打和這件事情無關的日本人就有些過火了。
新聞周刊:您怎樣看待近期中日民間摩擦，比如西北大學事件？
馮昭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西北大學事件是日本留學生的惡作劇，但根據一些報道，這些留學生的初衷還是為了表示中日友好的。但是他們的表演是下流的，是我們的文化所不能接受的。
這起事件后來發(fā)展成為學生游行，沖擊學校和武警，是不應該的。我們提倡愛國主義，因為它是有利于我們國家的發(fā)展和提高凝聚力的。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防止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情緒的上升，我們應該明白愛國主義就是真正理解國家利益之所在。西北大學事件后，許多外電就報道說我們現在存在著極端民族主義，這是有損國家形象的。
新聞周刊:為什么近兩年中日民間摩擦會增多？
德里弗特(英國新堡大學教授、東亞問題專家)：當兩國關系緊密、人們的來往增多之后，摩擦總是會增多的。但是，因為兩國的歷史問題所產生的不信任，人們就更容易忽視兩國大相徑庭的政治、社會體制因素，這些事件也就更容易引起廣泛關注，也更容易對兩國關系造成損害。日本人忽視了中國的習俗與政治體制，而中國人也忽略了日本人生活在一個非常享樂主義導向的資本主義國度。對許多日本人來說，出國就意味著他們可以做任何事情來尋歡作樂，即使有些事情他們在國內也不一定做。珠海與西北大學事件就是這類問題的典型代表。
中日關系正走向惡化嗎？
相比中日經貿關系，政治關系發(fā)展較為滯后，而民間的相互好感正在降低
新聞周刊:您認為現階段的中日關系正常嗎？
林治波(人民日報評論員)：中日之間好感在降低，惡感在增加。中日之間關系惡化的原因在于日本，因為中國逐漸強大了，日本出現中國威脅論，當中國在七八十年代比較弱的時候，日本的心胸還比較開闊�，F在日本變得狹隘、敏感，挑釁行為越來越多，中國才開始反擊。他們夸張中國人在日本犯罪的情況，他們不把犯罪人當個體來看，都說成是中國人在犯罪，實際上是妖魔化中國的行為。
馮昭奎：幾位中國領導人在不同場合的講話中，都認為目前中日關系總的來說發(fā)展還是良好的。但是，也不能否認在歷史問題等方面存在著分歧。
有人認為中日之間的政治關系落后于經濟關系。雖然經濟貿易中也有摩擦，但兩國貿易額年年增加。2002年中日貿易額就超過了1000億美元，而2003年有可能超過1200億美元。日本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
相比之下雙方政治關系發(fā)展有些滯后。2002年是中日邦交正�；�30周年，但是日本首相小泉沒有訪問中國。兩國軍事交流也被凍結，一些部長級的會晤也受到影響。2003年是《中日友好和平條約》簽訂25周年，兩國最高領導人雖沒有互訪，但在一些國際活動場合，兩國領導人在第三國進行了會晤，吳邦國委員長對日本進行了訪問，部長級會晤也都恢復了。
有人認為現在中日政治關系有些陷入僵局，主要原因是歷史問題，比如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中國是堅決反對的。日本雖然向中國道歉了，但是正如2001年朱基總理訪日時所說的，日本從沒有做過書面道歉，而小泉參拜靖國神社讓中國認為日本的反省和道歉是缺乏誠意的，與前幾年到盧溝橋去反省的行為是矛盾的。
向后看還是向前看？
歷史問題有沒有解決，是一個問題，還是一個誤會？
新聞周刊: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已經解決了嗎？
馬立誠(鳳凰衛(wèi)視評論員)：鄧小平在1979年訪問日本時曾對日本天皇說過：“過去的就過去了，從今以后一切都要積極向前看�！边@就是歷史問題已經解決了的意思。鄧小平同志是抗日領袖之一，難道說他不愛國嗎？但是他是一個偉大的戰(zhàn)略家，是從中國的戰(zhàn)略利益、戰(zhàn)略發(fā)展考慮的。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主持了中日邦交正�；M程，他們從中國的整體利益出發(fā)接受了日本的反省式道歉。
高原明生：中國方面對于日本政府有很深的誤解，認為日本沒有就歷史問題進行謝罪。我認為日本政府對于歷史和侵華戰(zhàn)爭的態(tài)度是一貫的，從1972年中日關系正�；浆F在的31年間，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們歷史上犯過錯誤，侵略過中國，我們進行道歉和謝罪，保證不再發(fā)生這樣的事情。我們也一直在進行著參拜靖國神社問題的討論。
田中角榮首相訪華時講到“給中國添了麻煩”，造成了中方的震怒，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實際上這也是真誠謝罪的詞語，是翻譯措辭的問題，中日雙方對這個詞語的理解有很大的出入。后來周總理問及此事的時候，日方解釋這個詞語也有“百感交集”、“表示謝罪”的含義，周總理表示了解，并稱“謝罪問題解決了”。雖然當時解除了日本式謝罪的誤解，但是從那以后，仍然有非常多的事情表明雙方存在誤會。
現在中國方面也有把歷史問題和外交相分開的聲音。但是中國的領導人不可能無視廣大民眾的感情。最近發(fā)生的一系列事件說明現在民眾的情緒非常敏感，歷史問題和外交脫鉤恐怕短時間內是難以做到的。
馬立誠：日本侵華戰(zhàn)爭給中國造成了巨大損害，其罪行罄竹難書。難題在于今天應該怎么辦。我認為我們應該從歷史中走出來，面向未來。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基本上已經解決了。首先，從1946年到1956年這十年間，國際法庭判決了5000多名日本戰(zhàn)犯。因此，日本的法律責任已經完成。其次，從1972年起到去年為止的30年里，日本政府已經21次正式向中國道歉、反省，承認“侵略戰(zhàn)爭”與“殖民統治”。
自1979年以來，日本政府已經向中國提供了總額約達2.9萬億日元的政府開發(fā)援助，援助了中國150項大工程，北京國際機場就有日本300億日元的貸款。而且日本政府向中國提供的貸款利息低，比世界銀行還低五六倍。這也表示了日本的一部分誠意。
而一小撮日本右翼分子不承認戰(zhàn)爭、不承認大屠殺，要為戰(zhàn)爭翻案，這是絕不能容忍的。但是這些右翼分子在日本是少數。
林治波：他們的道歉并不真誠，真誠的道歉一次就足夠了。21次道歉，我不知道馬立誠從何得來。日本人的道歉也就是“給你們添了麻煩”、“引起了你們的痛苦”、“我們表示反省，這是一種侵略行為”，連侵略戰(zhàn)爭和殖民統治都不承認。90年代初日本首相細川護熙曾承認“對中國進行了侵略戰(zhàn)爭”，但是引來日本國內一片指責，他自己也不再這樣提了。上次江澤民主席在訪問日本時候要求日本把道歉寫入聯合聲明，而日本拒絕，但日本卻對韓國進行了書面謝罪，所以這21次道歉有什么用？
他們總認為在沒完沒了地道歉，但實際上是他們在不斷地挑釁，在參拜靖國神社、否認大屠殺，所以我們才要求他們正視歷史。
馮昭奎：馬立誠認為歷史問題已經解決了，但是我認為歷史問題還沒有解決。
時殷弘(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一文作者)說，我認為中日間的歷史問題仍然無法擱置，對日本右翼分子否認歷史的言行仍然要進行批判和斗爭。同時，像“8.4”毒氣彈事件那樣，中日間的歷史遺留問題就如同“不定時炸彈”隨時可能爆發(fā)出來，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說，“歷史沒有死，歷史還活著”。
實力消長要求中日定位調整
日本不應習慣于中國作為貧弱國家的過去，而應該適應一個正逐漸強大的鄰居
新聞周刊:對于中國，日本國家和人民的心態(tài)和認識，是否也該調整？
李強(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馬立誠等人所稱的中日關系新思維是講不要再糾纏歷史問題，不要過分擔心日本的軍國主義化，要給日本一個做正常國家的機會。而我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改善中日政治與文化關系，日本方面從官方到民間，也需要有新的思維。問題的核心不是中國要給日本一個做正常國家的機會，而是日本要給中國一個做正常國家的機會。日本不應習慣于中國作為貧弱國家的過去，中國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一樣，有權依靠自己的力量尋求發(fā)展與統一。日本是不是能夠理解、接受中國正常的發(fā)展和統一，這是一個遠遠沒有解決的問題。
馮昭奎：日本需要承認中國的崛起。日本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里一直在亞洲一枝獨秀，它適應了周圍的國家都比它弱小的狀況。現在中國快速發(fā)展，它不適應也是可以理解的，不過這種不適應是一時的，會逐漸改變。隨著日本的經濟復蘇，其不適應會變得不那么強烈，現在在日本所謂“中國威脅論”的聲音就沒有過去強了。
高原明生：日本的民眾對中國的崛起是比較理智的，他們也看到了中國經濟的活躍和中國作用的增強。但在日本有很多不同立場的媒體，他們進行著不同的報道，其中一部分媒體報道面很窄，有偏見。但是主要的還是比較客觀的。
中日接近的現實意義
中日摩擦可能影響到經濟關系，在現實利益和民族情緒間，該如何抉擇？
新聞周刊:在京滬鐵路論爭之中，一些網民簽名要求抵制日本新干線技術，這些民族情緒是否會對中國經濟的發(fā)展帶來負面影響？
馬立誠：在現階段，中國的核心任務就是實現現代化，其他問題都要服從這個核心任務。而中國現代化面臨的國際競爭異常激烈。中國的底子薄，需要從美日等發(fā)達國家引入資金、先進的技術管理經驗。
如今中日之間沒有戰(zhàn)爭，也沒有重大的根本利害沖突�，F在的民族主義上升多少有些盲動的情緒。民族主義是雙刃劍，也能帶來負面作用，讓一些中國人脫離了戰(zhàn)略利益和長遠目標。
一些網民呼吁聯合抵制日本新干線，這種主張預先就從招標中排除日本的做法會讓外國對中國開始擔心，這只能有助中國威脅論的上升。自從中國加入WTO之后，解決雙邊多邊的經貿問題需要在WTO框架下來解決，不能夠依靠政治運動來解決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經貿關系。
中國要做一個理性的大國、負責任的大國、平衡的大國。中國高速崛起之后，面臨著一個將要扮演什么樣的角色的問題。中國是理性大國，應該盡量減少非理性的行為。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就不能為所欲為。同時中國還要做一個平衡的大國，中國要調解沖突，做雙贏、多贏的工作。
馮昭奎：我們對日關系的最高原則是以國家利益為出發(fā)點，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而當前中國的國家利益的核心就是經濟利益。一些民間摩擦不利于我們對外開放，不利于我們的工業(yè)、旅游業(yè)和商業(yè)的發(fā)展，有損于我們的投資環(huán)境和經濟發(fā)展。有人說中日政治關系摩擦不斷的現狀對經貿關系沒有影響，這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
林治波：馬立誠他們認為新思維就是放棄歷史問題，以免影響經濟利益，影響未來。但是歷史問題并不能放，為什么呢？因為不放歷史問題也不會影響經濟利益，現在中日的經濟貿易還一直在發(fā)展，去年達到了1000多億美元的歷史新高。而且日本到中國來投資是因為有利可圖，不會為了歷史問題舍棄利潤。另外，只有把歷史問題解決好了才能面向未來。沒有過去哪來未來呢？
新聞周刊:中日接近會給中國的國際戰(zhàn)略利益帶來好處嗎？
馬立誠：在美中日三角中中國處于劣勢，現在中國如果不對日本增進友好的話，將把主動權更加交給美國。如果增進中日友好，可以提高中國在美中日三角中的地位。
如何消解中日摩擦？
我們要看到日本右翼的行為，“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但我們也要警惕中國國內狹隘的民族主義
新聞周刊:中國的年輕一代并沒有經歷日本侵華戰(zhàn)爭，但是有一些人卻有很強的厭日情緒，對日本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侵華戰(zhàn)爭，為什么出現這種情況？
李強：中國是講究王道的國家，我們應該更加主動地擴大兩國年輕人的交往。我們要看到日本右翼的行為，“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但我們也要警惕國內狹隘的民族主義。中國的媒體、中國的教育應該引導中國民眾客觀地看待問題。
五十川倫義：我發(fā)現中國對日報道中，還是負面報道比較多。我接觸過的一些中國記者告訴我說，對日本的正面報道比較難發(fā)表，而負面報道比較容易。這可以看成是編輯的偏好，也可以看作是中國老百姓不喜歡對日本的正面報道。我認為新思維的核心就是客觀，是中日雙方都要把真實的情況全面介紹給對方。
新聞周刊:我們如何才能減少摩擦增強互信？
馮昭奎：改善中日關系，我們要雙管齊下：首先，中國不能忘記歷史，堅持與日本右翼否定歷史的言行做斗爭；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加強擴大兩國的友好交流，尤其是保持鞏固發(fā)展雙方的經貿聯系。中日兩國國民增強交流，才能加深相互間的感情。日本政治就是政治家必須爭取選民的支持，如果兩國國民之間增強了感情，日本的廣大民眾就會越來越傾向于不支持歪曲歷史，中日間的歷史問題才有解決的可能。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0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