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13億人，一人一張嘴，任何時刻，糧食都是天大的問題，但只要決策清醒，這個天大問題的隱憂，只會是紙面危機，實際不會發(fā)生，為什么？
就如中國糧食危機論者指出，中國糧食年年減產，連續(xù)四年不足所需，年缺口直逼5500萬噸，去年10月起，糧價出現(xiàn)六年來首見的全面上漲。所言無誤，問題是，不足所需已四年，為何去年10月起糧價才上漲？
要重視自動調節(jié)
很顯然的，統(tǒng)計上的全國供需總量，和現(xiàn)實里的具體供需數量，兩者之間有自動調節(jié)機制。說白了，所謂13億人總規(guī)模，只存在于統(tǒng)計表上，不存在于現(xiàn)實�，F(xiàn)實是13億人的糧食供需，早已分散成眾多的自動調節(jié)體系。
體系大的千萬人，如北京、上海市內(不含市管縣)；小的百來人，如北京、上海市管縣偏僻村落。大小體系的統(tǒng)計，最終匯集于國家。匯集歸匯集，飯?zhí)焯煲�，大大小小體系，實際天天在自行調節(jié)豐欠。
調節(jié)方式之多元，遠不只富裕省市地方自行從國外進口糧食，連深處內陸、一年收一次糧的農民也能進行。如果購糧價格好，但不給錢只給欠條，或者給錢但價格不像話。所謂手中有糧、心中不慌，農民會藏糧不賣，留著當老本，或等私商收購，或等市集時做熟食賣出。
多元自動調節(jié)功能并不奇特，是中國從80年代起，城市不搞統(tǒng)一就業(yè)、農村不搞統(tǒng)一耕收、消費從票證回歸貨幣以來，自然而然形成。這是和當年“大躍進”以及文革時期，截然不同的地方。
中國的人地實況，注定糧食問題需要某種程度的集體統(tǒng)制，但不等于必須集體化。當年“大躍進”以及文革時期一切集體化，全國無絲毫自動調節(jié)余地，局部小危險即全面大危險，中間無任何緩沖，結果引爆幾千萬人喪命和長期缺糧。
關鍵是培養(yǎng)“忠誠度”
讓中國止住“大躍進”浩劫的“三自一包”，以及走出文革缺糧的“包產到戶”，就是恢復人民自動調節(jié)的余地。80年代之后，自動調節(jié)從原先計劃經濟的權宜余地，逐漸化為市場經濟的普遍機能，糧食問題即完全變質。
這幾年，中國強化農業(yè)市場性，所以糧價一上漲，肥料等生產要素的價格就立即跟漲(意即糧產潛力大、感應強)。同時間，棉花漲幅數倍于糧價漲幅，糧價漲幅中，主銷區(qū)又高于主產區(qū)(意即糧食產地存貨不缺)。而且，糧食谷物產量減少，但肉類產量增幅10%。再對照整體經濟溫度，眼前糧價上漲，重點顯然不在總量落差，而在內容落差，多元自動調節(jié)功能已經從“總量”關邁向“素質”關。
近年來出現(xiàn)的關于中國糧食危機的一些論述，都忽略了多元自動調節(jié)，把13億人需求看成一個集體需求，好像說任何問題的規(guī)模，都是13億人的大規(guī)模。邏輯的偏差，使這類論述遠離了中國糧食問題的實質。
由于有多元自動調節(jié)的功能，中國農業(yè)生產力不難應付13億人吃的總量。問題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化，從品種技術到調節(jié)功能的一切生產力，都將更深刻地面對市場考驗。這種考驗很尖銳，過關與否在于三個字：“忠誠度”。
日本極力保護本國農業(yè)，但日本農業(yè)也爭氣，品質抓得住本國消費者的忠誠度，所以市場一手、保護一手，兩手兼顧，內外兩順。比如當年臺灣是日本帝國糖業(yè)本部，如今日本自產的黑糖，可以成為臺灣新流行的零食。
吃的問題搞“忠誠度”，光講愛用國貨還不夠，還必須對味口才行。中國農業(yè)生產力--尤其稻麥主食產銷，必須要轉上對味之路。轉得過，總量才能長治久安地真過關。對味以外的事，嚴格說，多為體制問題。
不應托詞于法制
比如干部圈占農地搞開發(fā)，這問題的嚴重性遠非糧產如何，而是逼人流離失所。不必等總產量出問題，流離失所之人也可能引爆劇變。中國是否會如此，看決策是否清醒：強調發(fā)展之時，是否主動掃除體制里那些必定隨著發(fā)展而更加作惡的弊源。如果托詞于法治，總要等弊源成弊端才處理，那么，包括糧食問題在內的任何問題，都無解決的前景可言。
純就糧食而言，中國只要轉得上對味之路，不要說13億人，15億或者16億人也不成大問題。在決策清醒的前提下，走通對味之路其實不太難。但若決策不夠清醒，糧食問題有可能被體制環(huán)境炸成浩劫。（來源：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 作者： 王新中（臺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