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來懷疑其真實(shí)年齡

　　開始懷疑文先生的真實(shí)年齡，是在最近十年，其間他的名頭越來越大、媒體曝光率越來越頻繁，他已不再是二十年前的那個形象，而儼然已成顯赫的公眾人物。

　　對其真實(shí)年齡產(chǎn)生懷疑，主要源于多年來我與一批“二流堂“老人的交往。

　　“二流堂”是一特殊的文藝家群體，最初形成于1943年抗戰(zhàn)期間的重慶，主要人員有唐瑜、吳祖光、呂恩夫婦；金山、張瑞芳夫婦；高集、高汾夫婦；戴浩、盛家倫、方菁、薩空了、沈求我等。經(jīng)常來此的則有丁聰、黃苗子、郁風(fēng)、葉淺予、張光宇、張正宇、馮亦代等人。而與他們關(guān)系密切的夏衍，被他們尊為主心骨。

　　五十年代初期，“二流堂”中的大多數(shù)，又相聚北京，開始幾年一些人就住在東單棲鳳樓的一個院子里，是為“北京二流堂”。棲鳳樓往西，是青藝大院，往南又稱西觀音寺，與長安街相交，對面即是目前《北京晚報》所在地。

　　自八十年代以來，我與“二流堂”中的不少老人有不少來往，寫過其中的黃苗子郁風(fēng)的傳記，寫過丁聰、馮亦代、吳祖光、夏衍等人的畫傳或評論，還為有的人整理過日記和書信，對于他們的為人和歷史，應(yīng)該說有比較深入的了解。近二十年來，這些老人經(jīng)常不定期聚餐，除“二流堂”老人外，還有楊憲益、王世襄、范用、華君武、姜德明、沈昌文、邵燕祥等。隨著一些老人的逐漸飄零，這一聚會的規(guī)模越來越小，但在2008年秋天黃苗子先生住院之前從未中斷。

　　據(jù)我收藏的一份“文革”初期批判“二流堂”的小報專號，文懷沙也被列入“二流堂”成員之中，對他的介紹是“文化流氓、壞分子、六四年被捕入獄”。文懷沙在五十、六十年代的確與“二流堂”有過來往，但并無過深關(guān)系。他們的回憶文章，或者閑談，從沒有正面提到過文懷沙，更不用說敘述彼此之間往來故事。相反，如在閑聊中談到此公，他們從來都是一種鄙視口氣。對于近十年來文懷沙忽然間聲名雀起，并被各種媒體冠以“大師”或者“風(fēng)流”的稱謂，“二流堂”健在的老人們頗感意外和驚訝。他們感嘆時代變了，對人的評判標(biāo)準(zhǔn)也變了。但是，如果有什么媒體將他們與之相提并論，他們還是會認(rèn)為是對自己的一種侮辱。譬如，前年，某電視臺錄制一組文化老人節(jié)目，分別有文懷沙、黃苗子等，黃苗子獲知后，頗感無奈，不住地說：“真要命，怎么把我和他擺在一起了？”

　　不限于黃苗子，與“二流堂”關(guān)系密切的黃永玉，也對文懷沙持鄙視態(tài)度。2006年春節(jié)，我所在的報紙的文化新聞版發(fā)表黃永玉所畫狗年生肖漫畫，同時還發(fā)表了文懷沙的迎新文章，并將兩者加框放在一起。黃先生的畫是我約來的，遂將報紙送去，他一看，只對我說了一句：“李輝，我該夸你還是罵你？你們怎么把我和文懷沙放在一起了？”幾天后，文化新聞版的編輯告訴我，文懷沙看到報紙后，也說了一句話：“哦，黃永玉呀？我們是老朋友了�！�

　　關(guān)于文先生的年齡，也是我與這些“二流堂”老人聚會時談到的話題。有幾位老人的出生年份為：唐瑜，1912年；黃苗子，1913；丁聰，1916年；郁風(fēng)，1916年。屬牛的黃苗子先生今年96歲整。他們的疑問是：文懷沙本來比我們小，怎么現(xiàn)在比我們大了呢？

　　不過，這一懷疑，大家都是飯桌上議論議論而已，并沒有想到要公之于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