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我們失去了文化判斷力和敬畏嗎?
不到十年,文懷沙忽然間被媒體和社會制造成“國學大師”,足以令人們深思之。
中國曾經(jīng)歷政治運動頻仍、“知識越多越反動”、“大破文化命”的年代,那時,陳寅恪、梁漱溟、陳垣、馮友蘭、錢鍾書、沈從文等堪稱文化大師的人依然健在,但我們顧不上珍惜和呵護,卻讓他們不斷地寫思想檢查,進而在放羊、種菜的勞動中消磨生命,這對于中國文化的延續(xù)和發(fā)揚光大,實在是巨大的歷史遺憾。
隨著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變化和國力增強,人們對文化越來越熱愛,對文化人也越來越敬重,投資文化的興趣和實力也越來越大。隨之,對文化大師的出現(xiàn),也越來越渴望。特別在進入新世紀之后,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再認識,希望借弘揚“國學”而增加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努力,也就成為了歷史的必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文懷沙才有了被“塑造”成“國學大師”并以此獲取最大利益的可能與空間。
各界人士對文化老人特別是“國學大師”的尊敬、愛戴的情感,無可厚非;不明真相的人們輕信一個被稱作“國學大師”的招搖撞騙、欺世盜名也可以理解。問題是,我們的時代為何失去了文化判斷力?為何失去了對大師這一稱號的應有的敬畏?在“娛樂至上”的時代,我們的媒體向觀眾和讀者推介一個“國學大師”時,竟顯得如此草率,似乎不假思索,不做研究,不要起碼的學術評判標準,就可以把“大師”的桂冠輕易地戴在一個人頭上,而不管對公眾和歷史的責任,而沒有任何一個時代都必須具有的文化敬畏。
質疑文懷沙真相引起如此大的社會反響,超出我的預料。這也從另外一個方面證明,我們的公眾多么需要歷史真相,多么需要一個貨真價實的大師,多么需要真正對得起后人的文化成果!
說實話,我最擔心的是,質疑文懷沙及其反響,僅僅成為媒體的一次狂歡,之后,誰都顧不上反省,又一切歸于原狀!
不管怎樣,我的任務已經(jīng)完成。除非有必要,我不再就此事撰文發(fā)表新的意見。我將回到既有的寫作計劃中。更多真相的追尋,可以由有興趣的其他記者根據(jù)相關線索去完成。
2009年2月24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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