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永樂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明朝組織了前所未有、規(guī)模龐大、人員眾多的船隊。每次遠航，隨行者大都在兩萬七八千人之間，一般由60多艘大、中號寶船組成船隊主體，加上其他類型的船只，最多時達二百余艘，是15世紀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組織最完備的船隊。鄭和七下西洋，歷時28年之久，“涉滄溟十余萬里”，遍及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

　　突破遠航歷史紀錄

　　中國是世界海洋文明的發(fā)祥地之一，有著歷史悠久的航海傳統(tǒng)。考古研究表明：早在7000年前，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就已經以原始獨木舟作為浮具，開始了海上活動。《詩經·商頌》中“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詩句，就是對商湯十一世祖相土威揚海外的頌歌。秦漢時期，秦始皇在位先后5次出巡，4次巡行到沿海，并派出徐福海上遠行。雄心勃勃的漢武帝除了派遣張騫前往西域“鑿空”，開通中西陸路交通以外，還曾力圖開辟海上通路。唐代從廣州起航的南海航路，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宋元以后，中國四大發(fā)明享譽世界，指南針的廣泛運用，使造船與航海技術又有了更為迅速的發(fā)展

　　明初出現(xiàn)世界首屈一指、規(guī)模龐大的七下西洋壯舉，無論是在航線上還是航行經驗上，都具有歷史性的突破。元代以前中國的遠洋航線，基本上是沿海岸航行，船的規(guī)模、數量，參航人數，航行次數，持續(xù)的時間，都不可望其項背�，F(xiàn)在流傳下來的《鄭和航海圖》及其4幅附圖——“過洋牽星圖”，記錄了500多個地名，為世界航海學、地理學作出了重要貢獻。

　　是“政治”也是“經濟”

　　明初，統(tǒng)治者在吸取元朝窮兵黷武，海上遠征爪哇等地失敗教訓的基礎上，制定了以和平為宗旨的外交政策。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和番”。在擴大與海外各國友好關系的同時，還肩負起維護海道安寧，為各國調解矛盾糾紛的“協(xié)和萬邦”的使命。鄭和船隊所到之處，幾乎都出現(xiàn)“多歡聲”、“爭相迎”的熱烈場面。

　　在明朝以前，中外貿易以外國商人來華為主，而鄭和下西洋，則極大地改變了這種被動貿易的狀況。他們的海外貿易活動，在隨行人員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和鞏珍的《西洋番國志》中有大量的真實記載。這支龐大的船隊滿載著深受海外各國喜愛的綾絹、彩帛、瓷器、藥材、鐵器、農具、金銀、銅錢等物品，每到一地，都進行廣泛的貿易活動，規(guī)模巨大，物品眾多。換回的物品有各色香料、藥材、布匹、金銀、犀角、象牙、寶石、珍禽等上百種之多。

　　文明視野從此開闊：從“陸”到“�！�

　　在人類文明史上，絲綢之路連接了亞歐大陸。古代東西方的交往互動，主要依賴于亞歐大陸上自古形成的陸上通道。那么，人類文明史上什么時候發(fā)生了從陸向海的重大轉折呢？

　　從“西域”到“西洋”，中外交往主要途徑發(fā)生轉變。東西方文明匯聚之地定于西域，亦即亞歐大陸，歷時上千年不曾發(fā)生改變。鄭和成功遠航持續(xù)近30年，形成了中國對外交往從陸向海發(fā)展的強勁態(tài)勢，西洋從此凸顯，中外交往的主渠道發(fā)生了從陸地向海洋的根本轉變。

　　鄭和下西洋帶給人們的不僅是新名詞，還有新生活。

　　15世紀末，葡萄牙人航海東來，無獨有偶，登陸地正是鄭和七下西洋每次必到的印度古里，亦即卡利卡特。隨后，葡萄牙人又沿著鄭和開辟的海上航線，追尋到馬六甲。東西方在海上的匯合，極大地促進了整體世界的形成。不僅如此，海洋世紀的到來，還宣告了人類生產力的飛躍，以人力與馬匹運輸為主的運輸方式開始衰落，以科技含量較高的船舶運輸為主的交往方式開始蓬勃興起。就此而言，鄭和遠航宣告了古代歷史的終結，近代歷史的開始，因而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美妙的和平之旅

　　翻開人類歷史，就會發(fā)現(xiàn)：有兩種不同的航海模式，即中國的和平發(fā)展方式和西方的征服掠奪方式。西方的殖民方式早已遭到歷史和世界人民的唾棄，和平與發(fā)展已成為時代的主題。中國在明代那個極其輝煌的海上時代沒有稱霸，今天乃至將來中國發(fā)展強大了仍然不會稱霸。

　　歷史的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的需要就是這樣巧妙地結合在一起。鄭和下西洋已經成了歷史，它所蘊涵的精神卻在現(xiàn)實世界中閃爍著光芒。 (摘自《求是》《傳播中華文明的偉大使者——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一文；作者：萬明；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明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