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成都9月30日電 題：這樣以圖證史，可讀懂新中國何以為“新”

　　——專訪四川大學文科講席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原所長汪朝光

　　中新社記者 賀劭清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新中國誕生的信息隨著電波、文字乃至人們的口耳相傳，傳到了全世界。

　　這一年是20世紀中國史上的標志性年份。人們往往將1949年之前和之后的年代習慣性地表述為：舊中國和新中國。

　　中國新聞社資深圖片編輯李健編著的《1949中國影像志》，用300余幅于1949年拍攝的珍貴照片，輔以數(shù)十則照片背景故事，重現(xiàn)75年前的家國春秋。

　　1949年中國發(fā)生了哪些大事？怎樣以圖證史，讀懂新中國何以為“新”？四川大學文科講席教授、中國孫中山研究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原所長汪朝光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予以解讀。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以圖證史起源于何時？在東西方歷史上，有哪些圖像類型是重要的研究史料？

　　汪朝光：左圖右史，以圖證史，既是史家對歷史求真求實的主觀追求，也是史學發(fā)展過程中的客觀使然。

　　中國古人曾留下豐富的圖像(畫像)資料。除了畫家的繪畫，還包括許多民間不知名作者留存的創(chuàng)作。例如漢代畫像磚上描摹的社會生活場景，對今人研究當時的歷史具有重要價值。

　　以圖證史在中國史學中有廣泛運用。古代史家注意到畫像史料的運用，如歷代帝王和名人留影都是通過畫像形式留存的，而地圖等也是重要史料。只是限于當時刻版和印刷條件，古代史著中附有圖像的情況似不多見。

　　近代以來，隨著攝影術(shù)的普及，反映歷史現(xiàn)場的圖片大量出現(xiàn)。新史學的重要開創(chuàng)者梁啟超等，均開始關(guān)注“圖影”史料的意義。

　　廣義的“圖影”史料，包括錄像、錄音、照片、圖畫等。它們以直觀、形象且不乏沖擊力的表現(xiàn)方式，見證歷史的發(fā)展。哪怕未親臨現(xiàn)場，人們也可通過圖像等方式間接觀察現(xiàn)場，這就是圖像史料的意義所在。

　　通過進口相機及技術(shù)，以及來華西方人的拍攝，可以看到大量近代中國的“圖影”史料。

　　如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日本飛機對上海狂轟濫炸，在上?；疖嚹险菊ㄋ辣姸嘀袊矫瘛．敃r在場的中國攝影師王小亭，拍下了一位失去親人、獨坐在鐵軌上、遍體鱗傷、哇哇大哭的中國兒童照片，令觀者無不為之動容。

　　后來，這張照片被刊登在美國《生活》雜志封面。據(jù)估計，當時全世界有超過1億人看了這張照片，從而使他們認識到日本侵略者的殘暴和中國民眾的苦難。1938年，美國新聞協(xié)會向王小亭頒發(fā)獎章，表彰他在戰(zhàn)地攝影上的杰出成就。

　　中新社記者：《1949中國影像志》如何用影像重現(xiàn)75年前的家國春秋？這一年中國發(fā)生了哪些大事，中國人的真實面貌如何？

　　汪朝光：觀察歷史的基本維度是時間和空間。

　　從時間來看，本書用圖片展示了1949年中國歷史演進的過程，從年初的平津戰(zhàn)役，到渡江戰(zhàn)役、解放寧滬、進軍全中國，再到中國共產(chǎn)黨和民主黨派團結(jié)一致，共謀建立新中國大業(yè)，開啟了中國的歷史新篇。

　　從空間來看，本書以新中國成立前后的上海、南京、廣州等地的民眾生活為中心，揭示出舊中國、新中國社會和生活的對比。編者還在書中穿插反映了香港和澳門的情況，以及東北解放區(qū)的情況，從而使內(nèi)容更具有空間的廣闊性與對比性。

　　書中既有反映新中國成立前，在惡性通貨膨脹下民眾艱辛度日的照片，也有所謂“上流”階層在草坪上悠閑享受的照片，形象地說明了為什么舊政權(quán)失去民心。

　　書中也有上海戰(zhàn)役期間解放軍露宿街頭的照片，還有過去不常見的上海街頭“遵守約法八章 人民安居樂業(yè)”的宣傳畫，形象地說明了解放軍紀律嚴明，以及由此帶給民眾的真實感受。

　　1949年中國最大的大事，莫過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書中的中國共產(chǎn)黨和民主黨派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的照片，說明了新中國成立的廣泛政治基礎。還有年輕人走上街頭歡慶新中國成立的照片，他們的臉上洋溢著對新中國的無限憧憬。

　　這一天，香港駱克道會所、澳門濠江中學也都升起了五星紅旗。此時，剛剛11歲的十世班禪致電毛主席和朱德總司令，表示擁護中央人民政府，期望中國人民解放軍早日解放西藏。

　　中新社記者：1949年，華夏兒女有哪些難忘的面孔？

　　汪朝光：《1949中國影像志》中，通過革命者、文化界、學子、市民的個人肖像與合影，直觀生動地呈現(xiàn)1949年中國人面對時代巨變時的精神面貌。

　　1949年1月22日，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等55人聯(lián)名發(fā)表《我們對于時局的意見》，表明了與中共團結(jié)一致、真誠合作的決心。一大批愛國民主人士、華僑華人、宗教人士來到解放區(qū)，同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人一起籌備召開人民政協(xié)，建立新的國家政權(quán)。

　　1949年9月下旬，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影像記錄了華僑代表陳嘉庚的發(fā)言、特邀新疆代表阿里木江投票的場景。

　　知識文化界人士對時局的變化甚為敏感，他們中的絕大多數(shù)人滿懷希望，迎接新生。1949年，“三毛之父”張樂平在宋慶齡的支持下舉辦了三毛原畫展，并計劃創(chuàng)建三毛樂園，收容流浪兒童。他在接受香港《文匯報》采訪時表示：“舊社會業(yè)已死亡，新社會現(xiàn)已誕生，三毛不再流浪了。”

　　在去與留的歷史關(guān)頭，絕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選擇留守故土。1948年中國選出的81位院士中，最終有60人決定留在大陸，這充分說明了他們對新中國的高度認同，堅定地選擇與新中國共命運。

　　1949年10月1日那天，并不是中國所有地區(qū)都得到解放。影像記錄下的1949年，學者梁漱溟是12月初在重慶北碚迎接解放的。而這一年，8歲的黃湛森跟隨父母從廣州來到香港，住在一家當鋪樓上。多年后，他以黃霑之名聞名華人世界，成為香港公認的歌詞宗匠。

　　中新社記者：如何通過1949年的影像，讀懂新中國何以為“新”？

　　汪朝光：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有用一個年份的關(guān)節(jié)點來描寫一國歷史關(guān)鍵年份的史著，如法國大革命爆發(fā)的1789年，美國《獨立宣言》發(fā)布的1776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fā)的1917年。

　　這樣的年份，如同任何歷史年份一樣，也都有其前史和后史，便于人們從更廣闊的時空范疇去理解歷史。歷史年份有時還是一種寓意、一種象征，如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所著的《萬歷十五年》，選取的似乎并非明代的關(guān)鍵年份，寫的也不只是發(fā)生在萬歷十五年的事，但卻有其寓意和考慮，體現(xiàn)出歷史的豐富性和多樣性。

　　回到中國的近現(xiàn)代歷史，“新中國”這三個字也已成為中華民族的共同記憶，烙入每個中國人的內(nèi)心深處，成為1949年以后中國的形象表征。無論走到世界何處，只要一說起新中國，凡是在中國生活過的人，或者了解中國歷史文化的人，都會有一種相似的感悟、感懷。

　　1949年留下的影像資料中，同樣能從波瀾壯闊的大時代大歷史大事件和老百姓小人物的日常故事中認識新中國。

　　影像記錄下的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之際，蘇北姑娘顏紅英同父親、妹妹劃著小木船，冒著槍林彈雨，將解放軍官兵從江北搖到江南。同樣，影像也記錄了蔣介石、蔣經(jīng)國在溪口最后眺望故鄉(xiāng)的場景，反映出被時代拋棄的歷史人物倉皇無奈的背影。

　　新生，是破舊立新的過程。歷史中的時間和空間，在歷史中活動并改變歷史的人，通過影像資料有機地融為一體，反映了1949年的中國歷史及其后續(xù)走向。這是歷史中國的新生，也是古老民族的新生。(完)

　　受訪者簡介：

　　汪朝光，四川大學文科講席教授，中國孫中山研究會會長。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長，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斯坦福大學、日本東京大學訪問研究，曾任日本京都大學客座教授，是權(quán)威版本《中華民國史》《中國近代通史》的主要作者之一。